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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100周年系列专访 ----追思我的伯伯周恩来

时间:2021-04-14 08:27|来源:民生频道网|编辑:张强| 网友评论

民生频道网深圳(煜棣 报道) 周秉和,北京市人,周恩来总理三弟周恩寿的儿子,1972年4月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学习,现任中国知青网理事长。
 
周秉和先生

虽然我从小经常随父母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但那时年龄小,就知道到处玩,很少听大人们谈话,等到上了中学,可以听懂一些事儿的时候,伯伯却非常的忙,能见到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少多了。但伯伯、伯母与我当面交谈、关心教诲的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伯伯生前一直不让我们亲属对外界讲与他的关系,不许我们在外张扬,不让我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他还为亲属们制定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所以,很久以来,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
 
周恩来抱着幼年的周秉和

 我父亲的一奶同胞共兄弟三人,没有姐妹。周恩来(字翔宇)是老大,夫人邓颖超,膝下无子(曾有一子出生时夭折了),我们侄辈称呼他伯伯。因伯伯在周氏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七,所以我们侄辈们称邓颖超为七妈。周恩溥(字博宇)是老二,小伯伯一岁,20世纪40年代就去世了;我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最小,是老三,小伯伯六岁;母亲王士琴,与父亲生养了我们三男三女,共六个孩子。
在伯伯九岁时,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先后病逝,因为我爷爷经常在外地工作,伯伯就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边艰难度日,一边在亲戚家寄宿读书。伯伯12岁时先是依靠他的伯伯(周贻赓,字曼青,我辈称他四爷爷)到东北学习,后来又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后来,我的二伯伯和我父亲也到天津南开上学。
随着大伯伯职务越来越高,我父亲觉得“周恩寿”这个名字的前两个字太敏感,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是周恩来家的什么人?”于是,我父亲一直以“周同宇”的名义与外界交往联系,以至于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父亲还有个名字叫“周恩寿”。
 
周恩来三弟、作者的父亲周恩寿
 
听我母亲说,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周家全体家属在西花厅聚会,聆听伯伯讲家史、谈家风。在谈到我父亲时,伯伯所讲的大意是:同宇是个很善良、老实、忠厚的人,他在北伐时还流过血,负过伤。作为哥哥,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在我们1928年去莫斯科开党的六大时,他在吉林还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和掩护。伯伯的话语重心长,我父母和晚辈们听了都非常感动,他对弟弟的体贴和理解说得那么诚恳,情深义重。
有句话讲:爱之深,责之切。伯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是多方面的,既有关心帮助,又有严格要求,他的爱是建立在不能给公家和组织增添麻烦的前提下的,他不让我父亲升级、涨工资,可我们六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伯伯和七妈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按期提供给我们作为生活费用,自己却过着简朴节省的日子。
 
周恩来、邓颖超与三弟周恩寿、弟妹王士琴及他们的子女周秉和、周秉建在中南海西花厅
 
1976年1月8日临近中午,我大姐周秉德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父母家,将伯伯刚刚去世的噩耗传达给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惊呆了,如同天塌地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全家人相拥痛哭,都沉浸在无比心碎的悲痛之中,父亲更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号。
令我父亲至死深感遗憾、无奈与痛苦的事,就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遗体告别、火化、吊唁和追悼大会等所有治丧活动,却因为“政治原因”而没能与哥哥作最后告别,送哥哥“最后一程”。
当我们晚辈们参加伯伯的各项治丧活动时,母亲陪着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人民送别周总理的镜头。在整个治丧期间及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父亲的悲哀和痛苦是无法言表的,精神状态近乎崩溃。他茶饭不思,每天多次失声痛哭,累了就坐在家中自设的灵堂前,默默地端详着哥哥的遗像,不停地发出叹息,这种锥心之痛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我与伯伯之间的一段往事,是我插队当知青期间,当了兵后又被伯伯送回农村种地的事情。
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临行前,我到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辞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延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荒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粮、缺钱、缺医、缺水,简直什么都缺。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这么个贫穷偏僻的地方,吃不饱饭,劳动量还大,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多少,甚至还要靠家里补贴。
到了1969年底冬闲时节,大部分知青回京探亲,有的同学借机走关系当兵去了,有的同学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用病退的方式将户口迁回北京,还有的同学转到其他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插队。
回京期间,在伯伯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我几次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反映知青插队中的问题,同时也汇报了延安地区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吃不饱饭等状况。伯伯听后非常难过,他说,延安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生活却如此困难,是他这个总理的责任,对不起延安老区人民,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他让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份书面材料交给他,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还叮嘱我过春节后一定要回到延安,坚持下去,不能当“逃兵”。
当时我并不知道伯伯将会如何处理延安的情况,当我回到延安后,听到传达说,周总理于1970年3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就如何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改善延安知青的插队条件等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有力的安排部署。当会议的部署得到具体落实后,很多同学慢慢安下心来,从迷茫中振作起来,在延安农村坚持了下来,与延安人民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我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与伯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了,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懵了,难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须听话。
 
1969年4月,周秉和在延安
 
七妈的来信还提到,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放了两年多的羊后,几乎与我同一时期参了军,部队驻地就在北京郊区。当妹妹秉建身着军装兴冲冲地跑到西花厅报喜的时候,伯伯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脱下军装再回内蒙古继续放羊的思想准备呀!”妹妹听后大哭,后来经过伯伯、七妈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继续过她的牧民生活。
就这样,我与妹妹都是在部队当了三个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我继续种地,妹妹继续放羊。
当我再回延安后,由于思想、心情还没有缓过来,感觉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加上农村的伙食远不如边防部队的好,农活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很快我就病倒了,肺炎、吐血、发高烧,如果不是知青同学连夜将我送到医院,恐怕性命难保。
我在住院时,将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伯伯、七妈,两位老人着急了。七妈立即提笔,来信表达关心和慰问,让我随时回信报告病情,并鼓励我养好病后继续坚持在农村奋斗下去,做一名革命的好青年;还告诉我,如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由他们帮助解决。七妈还让秘书按月给我汇来营养费和生活补助费。手捧七妈的亲笔来信,感受着伯伯、七妈对我的关爱,我热泪盈眶,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与温暖。病好后,我身负两位长辈的信任、重托和勉励,坚定地回到村里。
 
邓颖超写给周秉和的亲笔信,信的抬头“志延”是周秉和到延安插队后为自己取的名字
 
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插队、当兵、再插队的这段从兴奋到失落、再从失落到振作起来的变化经历,当初以为是命运的不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斯人远去,音容宛在,灵魂不朽,精神永存。他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铭刻在热爱他的人民心中,耸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国的绿水青山,永远陪伴着他深爱的人民。他的英灵则化为一只大鸾,翱翔环宇,恒久地注视着这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
在梦里,我看见伯伯端着右臂,欣慰地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益幸福,民族日益兴旺。伯伯由衷地发出满意的、赞赏的、爽朗的笑声……
 
编后记: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5周年了,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情景历历在目于长辈们的心中,至今记忆犹新,无法忘却。周总理,您为党、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您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人民心中,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责编: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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