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互鉴·着眼未来

交流互鉴·着眼未来
CDI主办中美“双湾”线上专家对话
 
 
民生频道网12月12日讯 （易全报道）提出仅四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对标全球高科技产业最具盛名的旧金山湾区，12月10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主办了一场名为“中美双湾对话：交流互鉴·着眼未来”的线上研讨会。在当前中美两个大国的经贸、政治关系微妙复杂，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情势下，来自两个国家产业和经贸专家的隔洋Bay to bay（双湾）对话，吸引了许多关心粤港澳大湾区人士的目光。而当天的会议系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这也让对CDI有所了解的现场听会者更加充满了兴趣。
当天连线的六位主讲嘉宾分别为：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博士，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院士、硅谷企业创新者联合会合伙人徐晨阳，美国缪肯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董事总经理黄华跃，美国《硅谷科技评论》首席分析师、总监马睿博士（女士）,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发展和城市规划中心主任彭坚博士，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恩·伦道夫。以下辑录六位主讲嘉宾的主要观点。  
一，方舟博士
演讲主题：《全球及国家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的广东省。广东省对于中国来说，与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的地位差不多，都是GDP最高的省份。大湾区的面积是56098平方公里，大概占德国面积的七分之一。人口是8617万（去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比德国的总人口还要多一些。如果11个城市作为单独的经济体计算，2020年的GDP超过16000亿美金。它如果作为一个经济体，现在可以排到世界上第九位，高于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我经常讲一个笑话，现在有“G7”，就是西方七大工业国，如果大湾区是独立经济体，其实也是有资格参加G7峰会。这是国际比较。
    我再把它做一个区分，大湾区虽然是5万多平方公里，实际上核心的城市是沿着珠江口广东的6个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珠海，加上香港和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如果不算外围的3个城市肇庆、江门和惠州，仅算核心区的城市，大约是2万平方公里，跟加州旧金山硅谷的都市区，以及洛杉矶的大都会区，纽约大都会区的面积差不多，都是1-2万的规模。但是人口差别非常大，大湾区8000多万。大湾区核心区除江门、肇庆、惠州之外，人口就超过7000万，这要比其他几个在美国都会区的人口都要高得多。同样面积下人口高得多，就意味着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大得多。如果从经济产出来看，也基本上是在一个量级，大约都是在1万多亿美元规模的级别。由于大湾区人口密度高得多，所以大湾区核心区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密度是相当高的。
    放在中国视野上来看大湾区，中国过去的30多年经历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这个过程当时是有争议的，就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是集中发展大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最后经过20年的摸索结果，从2005年开始，北京确定了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以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化的载体和发展模式。所以从2007年开始，中国陆陆续续颁布了19个城市群规划。每一个城市群半径在300平方公里范围内左右，里面有1-3个核心城市，加上周边的若干个城市组成的城市集群。因为现在有高铁、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所以这样的城市集群基本能够形成“一小时生活圈”半径，每个城市群人口少则有3000万，多则有1亿人口，这种城市群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亚洲有“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中间除了香港和新加坡两个是城市型经济体之外，韩国的规模大概就是5000多万人口，台湾的规模是2000多万人口。以“四小龙”最大的韩国为例，韩国的规模以人口和面积来算，就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城市群规模。这意味着什么呢？就像当年“四小龙”中最大的那条小龙一样，中国现在已经有十几条这样的小龙，每一个人口和未来十年所能达到的经济体量，差不多都可以跟韩国或者台湾相当。所以这不仅是对中国，对全球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一个特点，即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大城市群，仅次于长三角的城市群。但是它的特点是在过去40年发展得非常迅速，40年前它并不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群之一，但40年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核心引擎之一，这在世界城市化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这是香港前任特首梁振英经常讲的，梁是香港人最早一批来深圳的，就是深圳经济特区刚宣布建立的时候最早一批香港人来到深圳，当时梁是测量师，跟城市规划有关系，当时负责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领导问梁和其他几个专家，“我们现在要搞经济特区，要为这个地方规划一条大马路（就是今天的深南大道，深圳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请你们帮我们做规划。”当时香港的专家就问：“你这个城市有多大规模，有多大规模我才知道怎么规划。”当时深圳只有3万人，当时经济特区的领导也不知道未来的深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就说“那么我们就按30万城市的人口来规划吧！”，结果香港的专家说“这个野心太大了吧，你们只有3万人口，从哪里搞30万人口来。”事实上，过了30年之后，今天的深圳，如果按去年人口普查数据，常住人口超过1700万，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这样的规模当时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今天的深圳已经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也是人类城市化历史上的奇迹。
    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跟国际上其他几个湾区或者跟中国主要城市群相比又有非常重要的独特地方。我把它总结成“一、二、三、三、三”，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律体系”，这是所有湾区，甚至国际上其他城市群都没有的特殊性。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体系下整合一个湾区，其实是有特殊的难度和挑战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把珠三角区域重新定位到粤港澳大湾区新的规划中，来重新整合它的原因，就是这个区域有它的特殊性。
    我经常打一个比喻，过去大珠三角的时候，是用“9+2”来形容的，就是9个广东的城市加上港澳2个特别行政区。但是“9+2”，“9”在左边、“2”在右边，中间靠“+”号连接，所以它不是融合性的关系。但是今天讲大湾区，用地理概念来形容这个区，而且把粤港澳三个元素都放在里面，实际上就希望把它建成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性城市群。虽然客观上存在不同关税区有一条边境，但是要尽量把人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甚至数据流这样跨境流动的障碍给降到最低，能够真正形成统合的大湾区。
    目前，大湾区正在从几个方面推动工作：
    1.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多源金融交易平台
    金融方面存在的客观问题，就是两地的资本市场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自由流动。所以用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呢？用的是特定管道的模式。在两个资本市场不完全互相开放的情况下，中间像玻璃管一样把两个市场连接起来，但是这玻璃管是透明的和可监控的，就是监管当局可以监控在玻璃管内流动的两地资本，以确保不会变成完全无序的过分投机流动。
    在这个原理之下，股票已经推出了深圳和香港之间股市的互联互通，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特定管道。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现在又开通了“债券通”和“理财通”。未来还会进一步开通，比如深港两地股票在一级市场上互联互通的可能性。因为现在的股票只是在二级市场，就是已上市的股票可以互联互通，但是对一级市场IPO的股票也希望能够实现互联互通。此外，在期货、非上市公司的交易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通。
    2.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端科技产业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以高科技为目标的产业作为重点整合，包括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LED显示、新能源交通工具、生物医药技术等等，各方面在大湾区整合推动得都非常快，已经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公司。
    3.广深港高端科技走廊
    这些都已经在建构过程中，而且这个区域有一个特点，不仅有头部的科技企业，还有非常强的制造业力量，这也是其他城市群或者其他科技中心所不具备的。我记得当时MIT（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校长来香港创办创新中心，他解释为什么来香港创办创新中心的理由，是说MIT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工程类大学，但是它的研究成果90%都停留在图纸设计，或者只是申请专利的阶段，真正能够转化成商业生产的科技成果非常少，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粤港澳大湾区强大制造业力量结合，能够推动MIT研究成果更加的商业化。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优势。
    4.基础设施建设：一小时生活圈
    现在整个区域在建设三个层级的铁路网络：
    （1）国家高铁网络，包括现在正在规划中的时速600公里广深港磁悬浮高铁。
    （2）城际铁路，在区域内部的城际铁路。
    （3）地铁网络，现在大湾区7个城市在建设地铁，7个城市的地铁未来也都会全部连在一起。
 
二，徐晨阳
我并没有准备正式的发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现在两国还有两个湾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分歧，比如说现在有中美贸易战，还有国家之间小的矛盾和摩擦，还有疫情的影响。我最近来不了粤港澳大湾区，但是两年前我是来过粤港澳大湾区的，从上次我见到郭院长到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我是科技的商业界人士，非常有幸能够和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大学合作，了解旧金山湾区的发展怎样借鉴国际上的经验，现在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超过六年时间，我也跟霍普金斯大学在做很多的项目，我同时也是一些专家组的专家成员。我和很多的公司、初创企业，特别是在美国的初创企业一起工作，当然我们在中国也有一个项目，那就是四年前我们在广州做的一个孵化器项目，是针对癌症治疗的一个医疗项目。也就是说，我在两国都有很多的工作经验。
    我自己本科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1993年毕业，然后就到美国留学，那个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1993年开始在美国生活，那个时候才23岁，很年轻。美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国出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技术的进步。我们也可以看到，技术的变革、技术的转型触及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国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创新技术，但是很多数字技术的变革来自于硅谷，而且他们影响到了世界所有的角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变化，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情况，美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运动，自己的政治运动。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也经历过“911”恐怖袭击，之后相对来讲比较平静了，女性权利、黑命贵，还有针对亚洲的仇亚活动等，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美国未来的发展，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纷纷议论这些。
    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从美国内部来讲，美国确实是有这样一些国内的分歧，看看未来应该怎么走。另外，千禧时代的这些人比较关心平等、关心环境、关心繁荣，关心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我们讲世界是平的、世界是一个大的村庄，现在过的生活就像科幻小说一样，十年前想都不敢想，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横跨不同地域、横跨不同时区来开会，所以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面对不行，一方面美国在变，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变。当然对于我来讲，我是在远处观察中国，但这些年我把中国分成不同的区域来研究，包括大湾区。
    我的美国朋友、中国的朋友都觉得过去三十年里面经历这么多，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正常的交流，以及正常的中美关系呢？我个人不是政治家，也不能预测左右未来的发展，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四十年前中美关系还是不错的，原来中美双方对彼此了解比较少，之后出现了乒乓，算是点起了两国之间正常邦交的火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那时候乒乓外交是19岁的美国乒乓球手霍夫罗斯特上错车，车上全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前10分钟他们什么话都不说，还有5分钟的时间他就想了，要不我们去接触一下，去聊一聊，好，中美之间的交流就这样开始了，那时还有翻译帮他们翻译着交流，还有一张照片，这就是通过乒乓球能够开始交流、开始沟通，相互之间传达信息。确实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不断的发展。
    过去40年从两个完全像陌生人一样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伙伴，我们有繁荣、有合作，有很多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商人都在美国发展，这有效的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硅谷。同样也有很多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尤其是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发展，他们也帮助了当地的发展。我也听过很多相应的案例，在能源、健康、交通等等方面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让我们能够推出更具有创新意义的政策。确实合作还是很多的，我们必须要展现这样的合作。
    但是两个国家基础也不一样，40年前这个底子就不一样，5年前开始有更多的对抗，我们不可能很快回到过去了，世界的版图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进入新的关系，要么说是寒冬已至，或者用其他词来描述都没关系。对我们来讲，每个人，不仅是政府，就像我们这些人也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应该通过讨论去了解彼此，要面向未来，打造新的发展路线。如果当年一个19岁的美国乒乓球手见到了中国年轻乒乓球手花了几分钟之后他们交流起来了，就握手了，就开始了两国之间的正式交往，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就不能用更好的方式，有更好的激励措施帮我们相互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向前看，看看哪些领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
    中文里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小的火星就可以把火点大。当然对加州来讲这不是好的比喻，因为加州每年林火非常吓人，烧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好“星火”，我们这样的经济往来。哪怕现在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都没关系，我们已经有了共同了解，有了共同的火花，这样对未来两国经济发展都是有效的。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马斯克对已故的一位宇航员，他是科学家也是科幻作家，这个作品名字叫《蓝点》，他去了土星，在上面拍了张照并把照片发回给地球。地球就是一个弱蓝光的小蓝点，我们所有的文明，我们的土地就是这个小蓝点，我们的宇宙就是尘埃。其实新冠疫情告诉我们，很多的工作会带来悲惨的结局，很多人没办法正常的生活甚至丧命，这些病毒我们确实看不到，这个疫情短短几个月里面就把世界经济停滞下来。
    现实肯定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复杂，政府找到了问题必须要解决。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政府看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个原则是寻求相互了解，先去了解对方，对方才能够去了解你。《有效人生的七条原则》就讲到了，在关系里面必须有这样的方法才行。从中国的角度讲我们不断的打开国门，希望能够从美国的角度去更多的了解，也希望美国能够从中国的角度来了解中国的情况，来看看我们该如何了解彼此。我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因为美国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在美国生活这么长时间。所以美国人要学会从中国人的角度来了解问题，展现出非常好的姿态，来看看美国的这些需求到底为什么没有被满足。硅谷，我们讲的硅谷文化，文化就是基石，算是正餐。你不了解文化的话，光靠钱不能解决问题，光靠其他的力量也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原则，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点星火也可以点燃后面的讨论。我们要通过这样的论坛去促进双方的沟通和了解，再来看看有没有下一场乒乓外交导致中美接下来30年的邦交。有什么领域呢？有一些共同的领域可以合作，比如说环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只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另外，医疗卫生，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新总统拜登的大儿子，就是因为侵略性比较强的脑癌而去世的。另外，拜登在他做副总统的时候就有一个项目是针对癌症的，现在他也支持这个项目。他做了新的总统，他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这是一个尖端研究的机构，针对于医疗卫生，看看如何能够治疗癌症，还有糖尿病等等。不仅仅针对美国，是世界所有人。中国去年有300万人因为癌症去世，而到2040年会有500万人。比前两年加起来因为新冠导致的病死人数还要多。癌症生存率在过去五年只有30%几，而欧美、日韩加起来有70%多，所以确实我们任重道远，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开展合作，中国有这么多的病人，AI也可以用于医疗研究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更好的战胜癌症。
我有一个朋友已经去世了，两年前我们做了一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项目，那时候美国各大医院、政府领导和业界领导都来参加这个会，美国的机构不停地分享信息。在中国，北京天坛医院是中国非常好的临床医院，抗击癌症，在这里我们可以分享数据，对人类来讲，这确实是福祉。
 
三，黄华跃
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比较悲观一点，大概美国已经太习惯于当“老大”。将来政治上中美关系怎么走，中美之间怎么合作？大致上来说，大家都说将来可以合作的合作、可以反对的反对、可以竞争的就去竞争，那到底怎么竞争、怎么反对、怎么合作？中国说了不一定算，美国说了也不一定算，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谈合作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两个湾区的比较，机会在哪里？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补充的作用？会不会出现两个国家之间在考虑大问题，无论是科学的，政府管理的，或者是人才培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城市群比较独特，一个是湾区、一个是深圳。我自己来看，美国应该不会再有可能制造一个硅谷，别的地方，世界上也没有可能再制造一个硅谷。我也很不客气的说，深圳也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制造出“中国硅谷”的，以后很难再造。不是说人才不够，也不是说机会不够，只是时间。所以这个点上是问题。拿这两个比较独特的地方，然后带出来比较大的经济体系，大湾区的机会在哪里？两个国家高层次经济、高层次科研开发，更重要的是怎么把现有文化都加到科技创新里面，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说我今天制造了一种仪器，怎么可以把现有生活里面的东西包装进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希望合作和竞争可以带来另一轮的合作。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硅谷当时还有一大批工厂，然后很快三到五年之内这批工厂就完全消失，不单只是在硅谷消失，都跑到亚洲的其他地方去，可以从硅谷搬到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深圳、台湾不同市场。将来这个走势会在哪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因为全球的供应链还在改变中。怎么改变？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决定在商业模式上，而是在地缘政治上。从这个方面考虑，这个角度来看，硅谷跟大湾区它们该怎么走，对一个国家或者亚洲经济板块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少有一个城市群有大湾区的潜力，单从经济发展的愿景跟发展的潜力看，大概很少有地方像这样，因为很独特的，在大湾区体系里面，有不同的税制、法律、币种存在，它们都是开放型经济，深圳在中国城市群里面，在科技和人才交流是走在中国前端的，香港就是国际城市，香港的价值就是因为它能面向世界。
    从开发、科研、文化交流、投资等角度我考虑了几个方面，我觉得大湾区跟硅谷有几个方面可以做“领头羊”，可以先试一下。
    第一，气候方面，碳的消减、碳的目标，这方面我们都说了很多，过去二十年、十年、五年，甚至刚刚开完的全球气候峰会说了一大堆，但是能够真正把科技用在应用方面的还是很狭隘的。怎么把产品或者价格上的取胜给予很多开发中国家，那这是很大的市场机会，也是对碳减的最大贡献。当然科技怎么分，怎么去应用，这是另外一回事，但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第二，卫生和健康科学方面中国要应对很大的挑战，在将来的五到十年会出现疾病和老龄化，中国有很大的需要，也有很大的市场，中国有很高的角度或者是资金，是有这个意愿的。美国应该是一个，欧盟是另外一个，这方面合作可以提升中国的卫生科学，我觉得大湾区是可以做的。因为卫生科学、卫生护理是国际社会广泛可以应用的一个议题，所以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第三，区域经济方面，我在大学里面学的就是区域经济，湾区用了三十年都搞不来自己湾区的城市圈建设，从交通到环境，到环境保护，一直没有很好的答案，所以两个地方可以深化合作。因为深圳、广州、香港是南中国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圈子，怎么把老城区变成新城区，香港怎么改善居住环境，深圳怎么可以继续优化，在改变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城市的特色。深圳怎么可以把人才留下来，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第四，在人才的吸引和竞争力方面，深圳跟湾区都要考虑，就是怎么可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让这两个方面更加成熟。在中国来说，深圳是比较成熟的高科技区，但湾区是世界上比较成熟的另外一个科技园区，这两个地方怎么可以把新人才吸引进来、旧人才也可以留下来，这是一个大的议题。
    所以，在金融、科技创新、政府的有效管理上，大湾区跟旧金山湾区应该有很好的交流，能够有共同的话题。
 
四，马睿女士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对话。现在我是在旧金山湾区，就在斯坦福大学北边的城市，目前在这边生活。我倒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大湾区来生活或者进行观察，虽然我很想，不过我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工作了八年左右，那个时候在深圳和香港，早在2014年就开始做早期的技术初创投资，所以我也对整个区域的发展还是能够持续跟进的。那时候我一开始运作了一个非政府的机构，这个机构今年刚刚把它关掉，它主要是做了天使投资，叫做学生创业投资基金，主要是在大中华区，对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在校生进行投资。现在以及面向未来，我希望能够对于这两地的生态系统有进一步的了解，主要是开展咨询和投资的工作。原来金融工作是有风投这些工作，我也希望能够在跨境的中国企业上继续开展投资，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尽我自己的努力，能够将两个国家和两个区域更好的连接在一起。我现在也通过目前的工作，在投资界和商界进一步的拓展这样的关系。
    今天我主要谈几点：
    第一部分，两个湾区在合作过程中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机遇？主要是能够加强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
    前面方舟教授已经很详细的介绍了大湾区的情况，我是生活在旧金山湾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生活。但是和大湾区相比，人口只有十分之一（2018年的数据），但GDP却相当于大湾区的三分之一。刚才方教授的数据跟我的不太一样，但还是具有可比性。我们知道，大湾区嘛，自然各方面都会更大一些。
    截至2018年，旧金山湾区一共有超过30个财富500强的企业，这在美国是排名第三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我上网查了数据之后才发现，对此我也非常自豪。一般我们只是看这里的技术公司的发展，科技企业，旧金山湾区对于美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
    再来看看大湾区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其实它的作用会更强，它占了中国财富500强公司的17%。早期的技术投资，在大湾区过去五年里投资最受欢迎的三个领域是软件、互联网和医疗卫生，这是2015年-2020年的数据。这个情况和旧金山湾区非常接近，只不过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在旧金山湾区金融科技是非常突出的领域，大湾区目前这方面还不行，医疗卫生、软件，在旧金山湾区也排名前三。讲到经济发展的体量，当地企业发展的成功对于创新的投入，以及创新的类别，湾区都有非常大的借鉴之处，确实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合作的空间。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其实是可以更好的改善一下，这是从美国方面来讲，可以看看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对于中国的市场，以及对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尤其是在旧金山湾区的投资，这方面的想法可以调整一下。因为在这方面我个人有很多的经验，2014年-2016年之间，那时候还没有贸易战，那段时间在旧金山湾区有很多中国的投资基金。当时我在一个硅谷的基金工作，我们那时候一些钱来自中国的LP，也包括杭州、北京这些地方政府的投资，那时候我就负责接待对在孵化器、加速器里面所培养出来的公司想开展投资的投资群体。有些数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截至到2015年中国的投资人参加了16%的投资额，当然这是用美元的数字来计算，每6美元有1美元是来自于中国的投资人，所以中国投资人那段时间投资非常活跃。但是凡事都有两面，中国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投资。那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我们也帮助一些投资组合公司拓展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比如说，他们新招员工并进行员工的考核，向他们推荐服务供应商，另外也向他们提供投资组合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如何执行企业战略？那时候投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我在一个基金里面工作了四年，我们的投资进入到了500家企业里面，但是只有5-6家公司是在中国主动拓展他们的市场，所以这个比例非常小。那5、6家公司在中国的运营还是非常成功的，只不过之后就贸易战了，还有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这就限制了中国的投资。而中国这边又实行更严格的资本控制，这样的话，中国的资金要在旧金山湾区投资就越来越困难了，个人投资者基本都不投资了。我也知道有一些基金已经把他们在硅谷的办事处关了，或者直接剥离了他们在美国的运营。其中有一些公司现在还在运作，只不过他们现在这个活动和之前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尤其是在那些比较敏感的行业，像人工智能行业，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想有没有必要去借中国的资本，肯定是不可以。比如说，我曾经给一个AI的芯片公司，他们当时种子轮的时候从百度那里拿钱，但是后面几轮我们就觉得这太麻烦了，再从百度拿钱就特别麻烦，甚至会带来美国政府的调查，干脆就不拿中国的钱了。而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是另外一回事，有些公司对中国市场感兴趣，那是肯定的。
    这里还讲到怎么样能够获取中国的供应链，大湾区在中国的供应链里面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也知道，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服务方面发展得非常快，美国的服务公司不愿意去发展他们在中国的服务，而且这里的竞争太激烈了，他们还不如关注其他的海外市场。从企业软件角度来讲，中国市场还比较年轻，所以企业端愿意花钱买服务的需求还不是特别得强，所以他们不愿意选中国。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速度增长得非常快，尤其是过去这两年的疫情，总体来说电商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个人也发现有很多的公司做的就是实体产品，尤其是智能硬件，他们都是找深圳来生产这些产品，七八年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疫情期间只有中国的供应链保持可靠性而且完好无损，所以他们现在更加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公司愿意在大湾区建立他们的供应链关系，他们不愿意找中介机构了，现在很多初创公司请共同创始人就待在深圳、东莞，相当于永久在这里发展。从中国来讲，有很多公司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制衣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自于中国的初创公司且没有上市，它采用非常灵活的服装生产和面料生产方式，从而给全球提供时尚产品，我在这个领域研究时间比较长，我了解相关的细节，我对此觉得非常兴奋。
    再讲跨境电商，香港肯定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因为香港是国际枢纽，它有很多金融方面的专才，以及有比较友好的金融科技监管措施，所以很多公司可以到香港来发展，要想去亚洲发展肯定可以考虑香港，或者也可以考虑在新加坡发展。但是不管怎样，我了解到，搞区块链的在香港都有发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大湾区的投资，技术行业肯定是美方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
    最后，我来谈一下两个湾区在保证比较稳定的中美关系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不是政策制定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投资人，从商的，所以从我外商的角度来看一看，而且把重点放在投资方面。我们应该更多地打造双赢环境，这样才能够持续共享和平与繁荣。在这方面两个湾区有很多的合作机会。有很多中国投资人疫情前就来美国湾区投资或者创业，但是去大湾区投资的美国企业并不多，他们去中国的话更愿意去北京，因为我了解他们当时所开展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创业教育及投资教育。现在我们用这样一些工具，很多线上的会，以后就不用再飞来飞去，每次往返飞30个小时了。去到一个地方，了解大洋彼岸那边到底在做什么，现在在线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我们向中国销售产品、销售技术，就可以定位更加的精准，而且更好的解释我们的产品。因为现在很多初创公司创业人士都觉得我们只是从中国来采购产品，但是我觉得这是双向的，未来两个方向都要发展。我也希望未来不仅仅是在智能硬件方面有更多的发展，还有金融科技、医疗卫生等，不过医疗卫生不是我的专长，我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互动，带来更多的合作渠道。
 
五，彭坚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探讨。今天的主题是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两大湾区在推动中美关系上的桥梁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两大湾区要扮演桥梁作用。我个人认为，像这样的智库、产业界、投资人所组建的合作探讨机制或者平台，应该在这样的桥梁当中发挥纽带的作用。
    今天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郭院长也非常关注的问题，郭院长也深度代表了学界、政界、业界对这个问题的关心，那就是我们需要相互的，通过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对两大湾区进行全景和变化的全面了解。两大湾区都作为创新型、产业型的湾区，它最内核的特征是变化，就是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且它的变化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地区要更加快。所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解、我们的了解还不得不跟上这种变化，让我们对它的理解传递到政界、传递到业界去，我觉得应该发挥这样一个职能，真正让两地市场间的合作、民间的合作，能够更加顺畅、更加科学，不走弯路。
    过去我本人看了很多旧金山湾区，还有其他湾区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历史轴线上看，还是从空间轴线上看，它都是一个段面，不够连续、系统，这是我们将来去认识湾区，找到全面合作机会，推动合作发挥桥梁作用需要解决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创新系统是产业、空间、公共服务，还有政策，或者营商环境的集合，它是一个集合，所以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全景。我们只有把这些东西了解清楚，我们才能对真正实践层面上的市场合作、商业合作有更好的建议和公共政策。
    我个人就谈谈近期大湾区的变化，因为我们在大湾区，包括港澳开展了非常多的商业咨询和公益性研究工作，对各个城市发展动态和整体全貌不敢说有非常深的理解，但是也有相当的积累。
    第一，从科技和产业角度上来讲有这样一些新的变化，大湾区的科技现在也在全面的向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开发领域进军。过去以加工为主体的产业体系也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迫切需要科技来突破价值空间、市场空间，在这方面大湾区应该是布局得非常迅速。
    第二，空间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大湾区都是城市群，比如珠江东岸的深莞惠、广佛肇，包括粤澳/粤港之间的合作，现在走向了都市圈，由城市群走向了都市圈，也就是说深莞惠，加上河源、汕尾，变成深圳都市圈发展的范围，广佛肇变成了广州都市圈的发展范围，粤港合作又以深圳为龙头，和香港之间形成“双城三圈”。这里面的重点，城市群大家之间引擎作用是均等的，但是在都市圈的发展空间格局下，城市核心引擎的作用非常突出，所以一个区域有一个重要的枢纽城市功能去发挥引领，形成城市之间产业分工、平衡方面的格局来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粤港澳大湾区现在也正在做碳达峰、碳中和节能绿色发展方面的新技术开发，包括海洋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发展方向。而且正在为国家做一些新的探索，比如说都市圈里面的老龄化问题如何去解决，青年友好型科技人才如何吸引，如何去解决老龄化、少子化，通过医疗、康养的方式去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这都是大湾区当前承担的重要职责或者使命。那么政府，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省、市层面，也拿出了相当多的产业空间规划方面的公共政策，去促进和加速进程，这是当前时间节点比较全景式的变化。当然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也作为中国双循环，也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做重大部署，包括我们的开放力度不是变小了，而是进一步开放、进一步面向湾区、面向全世界去开放。刚刚谈到的深港“双城三圈”，南沙、横琴，周边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开放平台，都形成了网络式格局，全面的承接与国际开放的交流合作。所以空间非常大，无论是物理上的空间，还是市场合作空间，还是专业的空间，现在需求很大、空间很大。所以这里面的机遇，只要稍稍做一些研究或者发现，应该有很多很强的对接机遇。
    这里面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故事，我最近也接触了一些硅谷的投资人，他们也带来很好的idea和技术，还有商业模式，找到深圳，但是也许他对本地化不是特别了解，他没有找对人，所以他对在深圳、周边地区怎么样去落地，有哪些政策去扶持，有哪些基金去促进，都不是特别了解，反而找到我们一些中介机构为他提供本地化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也反映了双方湾区之间在企业、微观层面上落地的痛点，我觉得将来在这个方面我们是需要重点关注，并且以公共政策、营商环境去精准的加以促进。
    这是想讲的第一点。
    二、把这种合作，从市场合作、商业合作逐步拓展到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上去，因为这两者都与创新紧密相关。
    过去在产业创新上，湾区与湾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合作就是创新本身的内涵，但是承载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空间，以及它的成本，现在越来越变成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内涵。走到了今天，这里面有些发展的挑战也值得与大家做一些分享。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到今天，随着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演进，一方面集聚的人越来越多了，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营商成本上升，特别比较突出的是，以房价为主导的营商环境、人居成本，以及企业留住人才的成本，或者企业自身经营成本的上升，都发生了联动。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多年来全球国家之间货币供给量的超额投放，这会带来成本上升的因素；第二是本身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以后形成了大量的人才集聚，它本身有经济规律式的，会提升成本的动力。但是这种规律和外围的货币供应环境却是与创新的持续发展产生矛盾，无论哪个湾区，我们翻开它的历史，它们成长发育早期一定是低成本的环境。今天如果我们在高成本上去持续推动创新，会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人居环境、企业营商环境的上升，人留得不是特别稳，新的人才招聘引进的成本比较高，甚至有些企业也搬迁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到内地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东盟等国家寻找新的成本洼地，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
    我最近也从网上得到了湾区的动态，但是我不确认，因为毕竟是二手信息，我不确认它是否真实，但是能够提供警醒。近两年硅谷也出现了科技大出走，马斯克、特斯拉、惠普、甲骨文，由于湾区的高税收、高成本而转移到德州，加州宜居环境非常好，但是由于成本的上升，大企业税收的上升，仍然需要找其他的洼地，德州倒是得了好处，奥斯汀、休斯敦他们变成了承接地，所以这对我们带来了挑战或者值得思考的问题。再结合当前全球货币供应量比较大的现实宏观环境之下，再结合高质量、城市化集聚人才、集聚产业推动成本上升的驱动力之下，我们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去保障合理的创新成本，维护合理的创新成本，让既有的企业能够良好的生活，未来新生的企业能够愉快的成长，我觉得这个议题是值得我们在创新整体打造上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具有很长的前瞻性。这个议题是比较值得深入探讨的，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深度的了解，全景式和变化的了解；二是把一般商业合作可以拓展到围绕着城市创新公共服务合作领域里面去。因为一旦中美之间由于政治或者非市场因素干扰了市场领域的合作，就同样可以不停止，我们可以在城市公共领域这种共性问题上加强研究探讨合作，这也是为创新服务，为创新进行促进。
 
六，肖恩·伦道夫
今年早些的时候，我所在的机构发表了一篇报告，是和香港的贸发局一起做的，专门研究了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我们的想法主要针对美国商界人士，尤其是旧金山大湾区，以及加州的商界，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大湾区是怎么样的，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结构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哪些值得考虑的问题，它是怎么样具体实施的，以及和机构的合作等，如何能够为旧金山地区的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对我来讲，开展这个项目特别有意思，我之前有三次专门在香港和在香港举行的湾区会议上谈大湾区情况，那时候也了解了一些大湾区的情况，但是了解得不是特别清楚。
    我今天没有很正式的演讲材料给到大家。因为前面我参加了一个活动，是共同财富俱乐部，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给当地的商界介绍大湾区的情况，主要是针对今年初我们所推出的这个报告。这是我刚才在那个活动上面讲的。
    回到我们今天的议题，对于我们这个区域，比如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很多是在上海，或者出于其他的原因，他们会把自己的区域办公室设立在北京。那我们看看为什么要选择在大湾区呢？主要是这里有非常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能力，另外，这里有领先的技术公司、科技公司，尤其是像深圳的这些科技公司，以及面向香港的金融服务行业。
    大湾区和其他湾区相比是有一些差别的，无论是跟长三角地区或者环渤海地区。这里从政治上得到支持不会像那些地方那么多，但是从香港角度看，它更加具有大都市的属性，主要目的是将这一地区打造成海外投资及海外人才的全球性平台，香港有英美大陆法系的支持，人才发展也非常不错，有非常不错的贸易以及投资的体系。要说这里吸引美国公司投资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也不太清楚在中国不同的管辖区域，比如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差别，或者他们因为之前没有进入过中国市场，不妨先在香港试试水，测测水温，再看看情况后决定进入大湾区发展。所以，对于美国这些企业家和投资人来讲，香港是很好的试金石，也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刚才讲到了供应链问题，这也决定我们是否去投资。我们知道有些供应链问题，有些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还有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现在还挥之不去。新冠疫情也导致了在发展供应链的时候不是只看一个国家的供应链，而是把不同国家结合在一起。这里面包括东南亚，还有像墨西哥这些国家。所以现在看到，制造业发展的密度以及发展的潜力，在其他地方可以复制，正是因为有供应链复制的能力，所以就制造业来讲，大湾区还是保持非常强的吸引力，因为可以把各地的供应链搬过来。此外，还有深圳发展得非常出色的科技行业，以及香港金融服务、金融科技等等，确实让大湾区深具吸引力。
    再来看看政治，我们把大湾区对标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相对来讲体量更小一点。我们坐拥世界上技术创新、技术发展最活跃的领域，只不过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在区域里面发展创新经济，而且能够考虑到不同辖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大湾区发展之后会遇到的类似问题，所以我们这种交流还是大有裨益的。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市结合在一起，大湾区这么多的城市，怎么样确保在这个区域里面资本更加的流动，能够促进这个区域里面人员的流动，另外也能够帮助这个区域里的中小企业，更好地开展商业活动，此外也可以帮助来自于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公司，在这样一个区域的层面与中国大湾区的企业打交道。
    五年前在这些区域有哪些方面合作，其实更简单，比如这里可以投资、合作，那时候的工作比较轻松，因为那时候中美关系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但现在中美关系遇到更大的挑战，所以比较难帮这些公司去制定未来发展的路线。从中国到美国湾区的投资在2017年达到峰值，之后慢慢的降低了。房地产购买数量也在下降，因为政府不愿意这么多资金外流。此外，在这个区域开展的中国风投也减小了，主要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监管监控，主要是怕中国这些实体获得美国知识产权、技术等等，所以这会给投资带来相应的问题。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梳理了当下面临的实际障碍和挑战，从而让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商界和投资人在中国投资、与中国合作，尤其在大湾区开展投资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有一家公司或者有一家机构他们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和中国的企业开展合作，而且把他们的困难降到最小。我们该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呢，主要看几个核心领域：
    1.气候变化。因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双方的合作和对话很多，这对于美国、对于加州来讲都是重中之重。加州政府在政策里面也讲到了气候变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另外，海平面的上升，怎么样能够适应这样的情况。这些问题也和中国大湾区这些城市面对的问题如出一辙。此外，要解决气候变化肯定有技术层面的考虑，加强气候变化的技术合作是很大的机遇。
    2.清洁能源。在这里我们也有很多的共通之处，比如提高能效，过去已经有了类似的合作。
    3.医疗卫生。现在人口老龄化在中国也是势头更猛，美国也一样。我们有相应的技术，像机器人技术、可穿戴、诊断技术、治疗技术，等等，这些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可以在医药以及生物医药方面把它作为一个载体实现发展。
    4.金融科技。几分钟之前我在演讲里面刚刚讲过这个，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是有优势的。香港的一些金融科技发展不错，深圳有一些创投公司做的也很不错。
    5.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这也是值得合作的领域。
    作为这些区域的算是试点城市，深圳要看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在不同的层级，面对不同的客群提供金融服务，不仅要覆盖整个的区域，还可以覆盖中国其他的领域。刚才讲的，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医疗卫生、金融科技、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这是我们合作的首选领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基金能支持中国的企业和湾区的企业，能够实现彼此的发展与开展合作。
 
在以上六位演讲嘉宾发表了各自意见之后的讨论环节，主持人郭万达向他们提出，如果给中美政府高层提建议的话，你们会提出一些什么建议？怎样的建议才能使到刚才所讲的这些机遇在特定的领域去正常施展，还需要去克服哪些障碍？
方舟强调了产业链的脱钩对中美两国都不利。他认为两国领导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徐晨阳认为还是要保持双方之间的开放、沟通和交流，“要想想在哪些领域先开始进行沟通，要保持沟通的管道。”黄华跃指出两个国家应该各取所需。他指每个国家要拿出实力来证明自己做得多好或者多不好，不要靠吹。“两个政府各取所需是非常重要的”。马睿女士建议“大家应该能够坐下来聊一聊，可以举办更多的活动。”她相信有更多的机构能够帮助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进行信息了解。肖恩·伦道夫提醒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持续的对话机制和沟通机制”，但他也指出目前国家层面的对话和沟通好像进行得不太顺畅，也没有变得更好。他寄望于双方智库专家间应有更顺畅的沟通合作机制，借助双方间的产学研沟通以建造一个桥梁，为那些对粤港澳大湾区有兴趣的企业提供平台，使他们能够了解和获取最基本的信息，从而增加他们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商业投资信心。彭坚建议要在中美关系的主航道之外，创造更多的倾听互信机制和平台，并使之充满灵活弹性的空间，要把主导权适当的提供给市场和民间。
郭万达在最后总结时讲到“Bay to bay”这个主题非常好。他表示真的感觉到工商界和企业界，特别是美国的工商界，对旧金山湾区的兴趣是很浓的。他希望中美双方能够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交流，而不是脱钩。从这个角度上讲，他认为“Bay to bay”应该更加紧密，无论是平台作用也好，还是双方间的交流也好，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