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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和盘古智库线上共同主办中日产业合作与发展研讨会

时间:2021-11-05 17:00|来源:民生频道网|编辑:cctvmsszpd| 网友评论
作为两家中国顶尖社会智库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CDI)和盘古智库,11月4日下午举办了一场以“新形势下的中日产业合作与发展”为主题的在线研讨会。会议由CDI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先生主持,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先生致辞。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创新研究室主任贺俊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庞中英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庆彬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CDI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博士等六位嘉宾,从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不同侧面出发,就当前国际背景下的中日产业合作进行了探讨。以下按研讨会发言顺序,就六位智者的观点集萃于下。
 
关志雄: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日贸易的格局
因为我长期在日本工作,所以我的比较优势是多谈一些对日本经济或者对日本企业的影响。刚才几位专家谈到中日合作面对的机遇,我在这里要多谈一些挑战。
下面,让我从微笑曲线角度来分析国际循环向国内循环的转换。
所谓“微笑曲线”就是“V”字形的曲线。在上游研发、关键零部件生产和在下游的品牌销售跟售后服务,附加价值相对是高的。在中国采取的加工贸易模式之下,中国在这几方面对海外或者外资的依赖度是比较高,用中国国内通常的说法,就是所谓“两头在外”。中国传统优势是在中游组装部分,因为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过去工资也相对便宜。但是由于近年中国出现劳动力不足,工资也在上涨,所以在组装部分,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下降;在产业链下游,中国在国际市场面对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包括美国加征关税。因此,中国企业,广义还包括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就必须以国内销售来代替出口;上游部分,由于美国采取比如对华为的制裁措施,中国从海外获得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越来越困难,所以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必须加强在中国国内的研发和对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其实无须等待中国政府出台“双循环”战略,在市场的压力下,中国企业早就已经做好部署。具体的表现,在2005年左右中国贸易进出口对GDP比例已经达到峰点,以后十几年是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总出口和进口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也是在不断的下降,而加工贸易中国内的附加价值比例反过来是在上升,加工贸易附加值是有上升的趋势。
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企业经营战略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在华日资等外资企业经营战略的变化。以日资企业为例,在华日企销售额中,中国当地销售的比例一直都在上升,去年达到了80%。反过来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包括出口去日本的比例相对来讲是在减少。从日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定位已经从过去的所谓出口基地转变成为主要的市场。这个趋势在以汽车为主的运输机械企业最为明显,可以看两个指标,运输机械在华日企销售额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已经超过50%;另外一个指标是日企运输机械当地销售率比其他行业要高很多,现在达到了96%。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推高了总体的日企在中国当地的销售比例。
再看下游的部分,在华日企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来源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在中国当地采购的份额,2005年是46.9%,现在上升到67.6%。这是进口的部分,从日本或者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的比例相对是下降的。再看在中国当地采购部分,达到了63.3%的比例,当地的日企与日企之间的采购,近十多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这些变化意味着日企将面临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竞争压力,或者日本对华的出口将来也相对的会放缓。我预料韩国和台湾的情况,跟我现在说的日本情况也非常类似。
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依赖度都远远高于日本对华的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可这个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逆转。现在是日本对华的贸易依存度远远高于中国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反映在全球贸易中,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断增加。反过来看,日本进出口占世界的份额在不断下降。
再详细看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日本对华进口贸易依存度上升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上升速度。2009年中国在全球进口贸易所占份额是7.9%,2020年上升到11.5%。同一时期,日本对华出口贸易依存度从18.9%上升到22.0%,上升幅度很小;从进口方面来看,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我这里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比我们想象的缓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第一,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一向都不太稳定;第二,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中美经济脱钩的影响;第三,中日双方对经济安全的重视。
 
贺俊:未来新兴产业的中日合作空间很大
我其实是做产业研究的,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产业政策,这几年主要关注两个产业:一个是高铁、一个是移动通信/5G。
我本身并不是做中日关系和经济经贸合作的,但是我尽可能从我产业的观察出发,为这个论坛提供一些观点。
过去40年,中国和日本产业链的合作整体上处于很高的水平,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数据,日本在中国的海外法人数量是最高的,占到日本在全球的海外法人数量29.6%,接近30%。从直接投资累计额来看,日本过去40年在中国累计的直接投资是1200亿美金,处于各个国家首位。从我在产业界调研的经验看,除了中国以外,最了解中国市场的就是日本企业和日本企业家。日本的企业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得最好。
下面我从产业角度谈一下中日合作的新特征。
  • 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的要素市场,我们比较低的劳动
力,以及后来不断完善的其他产业配套,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我们在调研中可以观察到,其实日企在中国投资的时候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中国企业有很强的进取心,不断在日本产业供应体系中替代日本的产业链。所以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面临着多种因素的权衡,一方面是市场、劳动力以及产业配套的区域吸引,另一方面是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替代。
  • 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但我从产业角度来
观察这两个国家,我认为中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和日本的产业链合作非常不一样。如果仅仅从投资额来看,日美在中国直接投资额都比较高。但从供应链关系来看,日美在中国的产业链关系非常不一样。
2009年我跟印度一个学者做了一个有关中国联合印度班加罗尔的比较研究。研究的结论比较有意思。当时我们预测大连的软件外包产业增长前景并不非常好。从现在这个时点来看,大连软件虽经历了增长,但是在中国软件的大谱系里,大连的软件产业并非很有竞争力。当时我们为什么对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产业比较做这样的判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班加罗尔主要做美国软件产业的外包,而大连主要是做日企的软件外包。大家知道,日本的供应链有相当于美国供应链管理上的特点,即它的供应链相对比较封闭。我们在大连软件外包产业园调查过程中很多企业也反映,在日本的供应链里,即便你的技术和产品性能提高的话,你想在日本供应链体系里升级是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相对来讲,在印度班加罗尔,因为他的软件发包方是企业,所以它的空间相对比较大。当时我们根据这样的特征做出的预测,现在来看是准确的。
从产业的角度观察,我认为美国和日本、中国的产业层面合作其实非常不一样,从规模上来看都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在产业链上讲,虽然刚才关教授给出了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在日本的产业链整体替代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我对产业的观察来讲,中国在日本的产业链升级空间相对比较小。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是客观实际。日本企业供应链和产业链有很强的内部合作机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中日产业的合作。
  • 从我对中国企业包括通信、电子信息,甚至是数字经济产业的调研发
现,虽然中日两国从规模上讲不管是投资还是贸易,现在整体上处于下降的通道。但这并不以为未来日本对于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中国对于日本市场战略重要性的下降。从质量的角度讲,反而日本对于中国是越来越成为战略性的市场,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日本企业的战略性市场。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未来中日产业合作的可能机遇。
刚才关教授也讲到了未来更多的是问题和挑战,我同意关教授的观点。但我刚才表达了我的第一个观点,即规模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的质量。
中日未来合作的机会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有巨大需求,而日本有优势的产业。前面盘古智库理事长也讲到了,日本在养老产业、医疗器械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方面都是全球领先的;中国对于生物制药、养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都有很大的需求,关键是需要形成什么样的机制,让日企能够把这样一些产业,特别是比较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中国。
第二,日本有需求而中国有优势的产业。我自己是做通信产业研究的,日本的通信产业在经历过1G、2G、3G以后,日本的通信产业在运营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日本在系统设备层面,甚至包括终端层面,其实整体上处于衰弱的趋势。中国无论是在终端,还是在系统设备层面,其实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企业,是具有很强的日本市场动力和动机的。
第三,未来产业。如果正视中国和日本的技术能力在整体上处于接近的事实,我认为在传统产业里日本和中国合作的产业空间并不大。但是在未来新兴产业里,中日合作的空间很大。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这些产业里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可以依托各自的优势来共同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比如说工业互联网,日本就具有很强的软件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但是日本整体的通信能力和基础比较弱。中国的优势在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电信业),日本的优势在OT(Operational Technology,运营技术),如果日本和中国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合作机制,来共同把日本的OT能力和中国的CT能力整合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双赢的合作。在VR/AR领域,日本在软件,特别是内容方面全球领先。但是中国在软件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比如前段时间被字节跳动收购的Pico,VR眼镜在全球是具有领先水平的。所以,在未来产业里日本和中国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特别想强调,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除了合作以外,很多还是有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管理方面。像日本的精密制造和现场管理能力是非常值得中国学习的,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建立供应的机制,向日本来学习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也是中日合作的很重要方面。
从政策的角度讲,我认为中日合作应该更多地从数量到质量转变。中方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加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日方的角度看,通过适当的方式让日本的供应链和产业链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方式,与中国的企业和产业界来合作。日本产业优势来自于封闭与合作的供应链,但客观上来讲,日本有些产业发展也是过度的封闭,其中以通信产业最为典型。因此上,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向中国开放,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庞中英:中日两国的产业关系要放到RCEP之下观照
今天这个主题,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2019年以前谈好的。大家都知道,2019年11月份谈判就结束了,16个国家变成15个国家,印度撤出了谈判;2020年11月15日RCEP就正式成立了
中日关系放到RCEP之下,或者放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由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共11个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之下,可能都已经不够了,还得要更加广泛的面向未来。
这是我刚才受到两位开幕致辞和两位教授的发言的有所启发。
第一,需要做一些刚刚过去的历史研究。
我讲第一点,对过去十年的历史,从自由贸易到经济伙伴关系,最后再到全面伙伴关系的转化,当然里面有好多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的关系。
大家知道,去年底中国定的投资协定,简称就叫CAI。CAI是中文“财”的意思,可能广东人比较喜欢这个字,到现在是悬而未决,但是我相信中欧还是能够推进的。
今天讨论的主题,RCEP里面最重要的在我这里是“C”,就是“综合”或者“全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没有时间展示,因为我把CPTPP和RCEP,还有中欧的CAI,还有其他那些全部打印出来,打印了很厚一本。这些协定到底是不是综合全面的,CPTPP从TPP演化过来,本身就是综合和全面。尽管有些美国人参与的条款,尤其是知识产权等已经缩水了。但是面对着去全球化,面对美国国内发生的情况,修改以后比较强调综合和全面。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对CPTPP和RCEP应该做充分的比较研究。
我在雅加达工作过两年,二十年前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后来我也去访问过两次。中国商务部已经向新西兰,就是CPTPP的保存国正式提出了申请。英国也要申请加入CPTPP,日本和新西兰都非常欢迎,现在已经开始了正式的谈判。中国到现在已经向CPTPP递交了申请。
第三,向易理事长请教,全球化今后会向哪个方向走。中国是在支持全球化,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中谈到“一带一路”行动是在支持全球化,寻求新的全球化路径。
我们当然是需要全球化,至少中国产能过剩是需要全球化的,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拜登在罗马召开的供应链韧性会议,有非洲国家,刚果、东盟和日本的参加,但是却没有中国。这个会议是要寻求替代性的供应链韧性。所以,全球化今后会向哪里走,我本来准备很想讲这个事。因为现在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形势,疫情之后形势有一些严峻。
全球化的转变用贸易的术语,贸易转向和贸易替代。全球化也有转向的问题、替代的问题。今天会讨论RCEP、讨论CPTPP、讨论WTO的改革。我这里还准备了WTO的改革。WTO不是独一无二的了,WTO仅仅能保住主渠道就不错了,主渠道是中国人的概念。现在全球治理不能叫碎片化,叫全球治理的多元化。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去应对未来巨大复杂的形势,中日之间合作的空间,包括在产业领域、供应链领域里,在疫情之后能有多大的空间。
 
曹钟雄:重构中日产业合作的 “新链条”
曹钟雄从中日面临的新形势、日本的新挑战和中日合作的新路径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中日面临的新形势
在大国博弈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背景下,过去的产业链或者供应链全球大循环格局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欧美研发设计、中日生产制造、欧美消费的大循环,逐步转换成为中日之间自己发挥新的作用。
中国作为全球化发展的新力量,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趋势,曹钟雄认为在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国有四大不变的问题。第一是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发展动力这一点不会变化。第二是不管美国如何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动力不会变化。第三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第四是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发挥上的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不会改变。
二、日本的新挑战
中日合作过程中,如何看待日本的挑战,刚才关老师也提了很多看法。以下我个人的看法:
警惕日美贸易战的战略误判。过去日本是走低水平的全球化路径,刚才社科院贺老师也提到,日本相对封闭,其实日本的全球化是不彻底的,他没有把高端资源,没有把国内市场跟全球化高度关联上。更多的是,美国打压,就向东南亚、中国转移,低端产业的转移,回避高端市场,回避高度竞争的市场去谋求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国内市场没有高度开放出来,导致日本在高端领域没有融入美国的产业链,特别是美国的高端产业链。没有引入竞争,导致自己的竞争力没有了竞争对手,没有了鲶鱼效应。所以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未来在中美之间,所谓的2.0状态下,日本如何融入中国产业链,或者如何跟中国形成合作关系,是要规避过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中日合作过程要转变思维,要转变过去跟中国合作的思维,包括过去过度关注中国的市场份额,过度关注自己对中国的控制思维要改变。日本的投资有没有匹配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有没有计算出日本推向中国市场的投资,包括日本的投资能不能跟中国的市场增长匹配?根本上来说,新的全球化过程中,日本应该如何把握好中日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要看到一个问题,日本在过去虽然没有很好地连接到美国的高端企业,或者形成以全球500强为主导的控制格局,但尽管如此,中日投资还是在增长。不管市场份额如何缩小,日本在中国市场永远能找到他的市场份额,包括现在竞争最激烈的几个领域,电视机、空调,这是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产业,日本企业在中国还是要布局高端,要看到中国市场的发展。我个人看法,中日合作要把握好四个方面:
第一,把握中国大市场的需求升级机会。你的产品如何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第二,把握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机会。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也好,设备升级过程中,日本产业如何找到机会。
第三,把握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的机会。美国和欧盟卡的各种卡脖子,恰恰是日本的机会。
第四,把握中国深度布局全球化的机会。中国“双循环”过程中也在谋求自己的全球化,如何形成合力,把握中国在全球布局中的机会。
三、中日合作的新路径
如何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推动中日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重构中日产业合作的链条“新链条”。
把过去低端产品合作转变为高端环节,高端的产业链供应链领域。聚焦高端装备,聚焦中国“卡脖子”等等方面的产业领域,特别是中国当前迫切需求的领域,无论是电子信息业,还是电视、汽车等优势产业领域。
第二,共建以中日为主导的全球创新“新中心”。
要有新格局和新视野看待中日合作,中日要谋求共建以中日为主导的全球创新新中心。未来中国会发生很多新的创新的东西,中日之间如何在全球创新链过程中构建新的中心;技术市场向亚太转移过程中如何为中国的产业转型提供日本的技术,通过这方面来开拓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日本的产业链、供应链嫁接到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大环节上去。
第三,开拓中日数字合作“新场景”。
还是要发挥各自优势的问题,前面讲的都是希望发挥日本的优势,如何满足中国的问题。反过来讲,全球化需要有来有往,不会单方面的,更多的还是在新的领域。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中日间各有所长。日本的制造业,日本发展过程中的好技术、好管理,包括好的企业。中国在过去的互联网或者4G发展中,中国也有新的龙头企业出现,中日之间如何在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特别是数字加制造的过程中,中国的数字技术如何跟日本制造装备进行融入和嫁接。在中日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过程中找到自己更多新的蓝海,能够更好、更多维度地拓展中日合作领域。
第四,中日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新市场”。
日本在各种繁杂的声音中,包括跟中国脱钩的言论中,应该以更加自由贸易的心态看待中国市场,及其中国的一些领域,特别是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过程中,关注技术、关注服务贸易过程,能够在中国市场找到更多的机会。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有更多的机会和更深度的融合机会,这是中日合作的新方向和大趋势。
 
刘庆彬:中国的数字经济长项可以对日输出
我的底子是宏观经济,但我们一般称我们这的宏观经济是有着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在日本我搞的是近代经济学,而我从2016年开始参与雄安规划之后,是在中日产业合作的第一线。我当然在学校还教授既有的宏观经济,以及搞一些中日经济关系的研究,但我却到了所谓中日产业合作的第一线,尤其是在雄安探讨相关的中日产业合作,既探讨有关日本有的、中国没有的,比如说在日本相对成熟的装配式建筑产业,这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并不完善,那么我们在国内如何以雄安为出发点来培育养成新的装配式建筑产业。此外,我也曾经贡献于中日双方都没有的产业合作,比如说自动驾驶。
在和一系列产业合作的接触过程中,我对日本产业界有了一些新认识,所以在这里想介绍一下我的心得。对于刚才提到的数字经济,我通过数字经济这个定义再重新来审视日本目前经济的强项和弱项,今后产业的发展方向,我更愿意称日本到现在为止真的是走到了模拟经济的顶点,而这个顶点也成为后来产业转型的一个巨大障碍。
我现在人在日本,疫情下的这几个月,通过我自己亲历的日本抗疫,以及相关的产业最新进展,使得我发现日本的模拟经济仍然在进化,这是中国的模拟经济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日本的数字化的的确确让人难以忍受。
日本现在数字经济上的裹足不前,恰恰跟它一直以来封建传统虽然在战后被打破,但还是维持了日本经济相对封建传统的割裂式文化,以至于在一个和平环境下,在新的技术平台和商业平台出现的情况下无法完成整合。可以说相关的技术平台和商业模式都是美国给予的,但战前的很多封建元素仍得以存在。在数字化技术平台和新型商业平台出现之后,日本的平台思维有所欠缺,实际上使它在新的商业平台无法普及。既有的大企业在搞自己的数字化,所有新出现的企业也在搞各自的数字化,而这些数字化整体看来还是摆脱不了以前带有封建文化传统的,模拟经济模式的巨大约束。
从中日经济产业合作来看,在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数字经济长项其实是可以对日输出的。而日本模拟经济的长项也可以导入到中国现在的一些产业短板上。我先不谈中国没有日本有的相关产业合作,这些其实是有既成的模式,而中间的阻碍往往还是商业利益的计算和相关地方的政策调整。我更想提议的是,在双方都没有的新技术合作领域,真的需要政策性创新,以及政府的创新上能够迈出更大的步伐。
我对于深圳的创新,以及综研院的表率,把它称之为中国的组织创新和空间创新的典范。同样在雄安,以及最新出现的横琴,这些地方如何由空间创新再到具体的产业创新;如何把日本当年没有做到的,而今后也恐怕无法再去实践的很多创意和Now how拿到中国来,在更大的应用场景下,在新型技术平台和商业平台下,在中国完成实践。
最后我还要说一个应景的,鉴于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日本今后国防经费、防卫费增加到占GDP的2%,(估计不会马上达到,但有可能成为远期目标),这会给日本的产业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让一些过去军民两用的巨大产业和企业,今后在日本国内可能更不会去发展相关的民用产能。在新冠的影响以及在今后美国的要求和日本国内鹰派的要求下,日本今后的产业增量将会带来巨大影响。有了增量的情况下还会有一些减量,那么这些相关的民用产能是需要出口的。这也是我今天上午开会得出的最新心得,并且想介绍给大家(当然不能提具体的产业和相关企业的名字),这应该是新的发展方向。
   
李巍:应该高度保护和支持日本跨国公司的在华发展
我本人主要是从事美国研究,并不是专业的日本问题专家,尤其是偏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所以我今天还是从我比较熟悉的中美关系角度来讨论未来中日在产业和经济方面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新的机会。
美国现在亚太地区推进的最核心战略是印太战略。在特朗普时期他就已经开始提出,在官方话语当中就在讨论印太战略。但是平心而论,特朗普任内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特朗普基本上是说得多做得少。但拜登上台以来,逐渐要把特朗普的这些战略设想付诸实施,当然印太四国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日本。特朗普、拜登推印太四国,最重要的举措是把它变成首脑峰会,而且一年之内召开两次首脑峰会,也就是印太四国已经正在成为缩小版的,或者亚太版的多边机制,这个多边机制和北约根本不一样,北约主要是军事安全领域,印太四国将会将会充实很多经济的方面。我们以前在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智库交流印太战略的时候,我们说你们的印太战略没有经济基础,很显然,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正在加快充实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基础,包括推进疫苗的合作,包括供应链弹性。两次印太四国的峰会都提到要联合加快供应链弹性。
G20峰会7天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这个会议国内的媒体都不报道但却非常之重要,就是供应链大会。大会包括了主要的国家,有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不是G20的成员国,但为了参加供应链峰会专门跑到罗马参加会议,还包括有刚果(金),刚果(金)为什么在里面,因为有关键的矿产资源。供应链峰会如果被制度化,也就是经常定期召开供应链峰会的话,那对中国在外交上的压力,恐怕影响很大。
接下来的12月份,美国又要搞一个民主国家峰会,美国现在致力于打造两个联盟,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民主国家峰会,12月份要召开;另一个就是供应链联盟。两个联盟“一实一虚”,构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外部环境。虽然是“一实一虚”,但是这两者相互关联,就是美国要打造民主的供应链联盟,会把价值观因素纳入到供应链战略中。以后会在贸易合作、经济合作中注入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现在的外交中越来越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我们以前说日本的外交总体比较务实,但是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的外交也开始了强调价值观外交。
产业链的转移主要针对中国,关键的供应链要从中国转移出去,主要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个转移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市场原因,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成本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原因,不完全是市场的结果,有市场的因素,但同时也有政治的因素。转移的趋势面向第三国,主要是东南亚、越南,以及墨西哥、土耳其、印度等,这些国家都会扮演承接中国转移的重要对象。
在这样的基本环境下,中日经济关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日本在中美关系影响下会比较难选择,日本不愿意放弃中国14亿人
口的巨大市场,特别是中产阶级不断发展的市场。这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具有高度的诱惑力,所以日本不愿意公开的攻击中国,特别在供应链问题上,我们访问了很多日企,日本企业说我们的企业不会走,但内心里还是有一些企业要做阶段性的选择。但就总体言日本不大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所以日本还是很积极的推动了RCEP的签署。去年RCEP签署之后,我们担心RCEP会走向像中欧投资协定一样的,虽然谈判签署了,但是最后不能批准,但没想到昨天的好消息传来,RCEP还是要如期生效,这说明日本对RCEP还是比较积极的,原因是他不想放弃中国的市场。
但另一方面,日本会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地缘政治压力,因为日本是中国的邻国,感受到中国的压力。所以日本是推动和配合印太战略积极的先锋。从安倍晋三开始日本就采取了非常坚决的战略来制衡中国在东亚地缘经济当中的影响力,只不过当时碰上特朗普,特朗普也跟日本打贸易战,所以美日之间的协调也出现巨大问题。但是现在拜登上台后,美日协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日本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关键性的支点国家。还有其他几个,除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外还有另外的三个支点国家,新加坡、越南和韩国,特别是美国防长连续两次到访新加坡和越南,在美国印太格局当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供应链重塑方面,美国和日本是有一定的甚至会比较强的共同利益诉求。日本从战略角度上是会配合美国的。
第二,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因为日本会感受到中国的市场,或者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日本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既有经济上的又有战略上的。这种情况下,日本会进一步加强力度,把东南亚培育成为日本的经济后援,或者作为中国市场的替代方。所以日本会进一步强化在东南亚的经济存在,中国也会加强在东南亚的经济存在。日本和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竞争恐怕会比较激烈,如何协调两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恐怕是两个国家最重要的课题。
第三,关于日本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问题。以中国为消费市场的日本跨国公司不会发生明显的产业转移,那是因为中日之间的贸易壁垒还比较高,所以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这样一些企业还是需要在中国的。短期来看,中国加入CPTPP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虽然提交申请,但是加入的难度我估计五年之内不一定能够实现。在这种情况下,RCEP是贸易自由化水平比较低的协议,再加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短期内不会有结果,所以短期内这个壁垒还是会存在,所以在中国的日本跨国公司还是有很大机会留在中国。但是以国际市场为主,不以中国市场为主的日本在华企业,尤其是一般性的制造业,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转移趋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应该高度保护和支持日本跨国公司在华的发展。
最后回应一下易鹏理事长的观点,中日在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出现新能源汽车关键的产业转型阶段,中国有市场优势、日本有技术优势,中国擅长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日本擅长渐进式的技术创新,在这个方面中国和日本有比较大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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