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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专家线上研讨世界变局下的两国能源合作

时间:2022-07-13 17:24|来源:民生频道网|编辑:张强| 网友评论
民生频道网7月13日讯【易全报道】7月12日下午,来自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的专家,与德国多家机构的专家一起,以“世界能源变局与中德合作新动力”为主题,举行了一场在线研讨会。
    参加研讨并发表演讲的嘉宾有:
    1、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郭万达副院长,他也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王仲颖先生;
    3、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副校长费多丽女士;
    4、红杉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李俊峰先生;
    5、德国哈雷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奥利弗·霍尔特默勒先生;
    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
    7、德国经济研究所能源交通环境部副部长弗兰齐斯卡·霍兹女士;
    8、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能源交通气候部部长斯蒂凡·托马斯博士;
    9、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区副首代刘强先生;
    10、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能源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宇博士。
以下是各位中德专家发言内容的会议记录。
 
【郭万达】:今天的研讨会主题是“世界能源变局与中德合作新动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举办这样一个主题的研讨会?
世界能源变局最大的变局就是俄乌冲突,这是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地缘政治冲突事件,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个冲突什么时候会结束,以什么方式来结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将会带来巨大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安全的等等,而能源肯定是最直接的影响,首当其冲。刚刚公布的6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也上涨了,这都是影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影响。
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我想这个影响会更大,各位专家在德国会感受更直接。所以我们会关心这样的问题,俄乌冲突还看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世界能源的变局会怎么变,能源的安全怎么办?能源转型怎么转,还能不能转型,能源的合作怎么做?我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智库要研究的问题,当然变局本身既有挑战也有机遇,那么,挑战是什么,机遇又是什么呢?我本人不是能源方面的专家,我自己主要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低碳的发展也是我的研究领域,希望来自中德的专家们共同来讨论和回答这些问题。
    现在开始进入主题发言。
首先有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王仲颖先生,王所长主要从事能源供需分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产业政策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国家区域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规划,王所长本身对能源的转型,能源的政策有很深入的研究。
 
    【王仲颖】:我今天给各位朋友带来的题目是:德国能源转型是全球的一面旗帜,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中国能源转型是实现《巴黎协定》的基石,唯有“双碳”才能成功。
    第一个部分,中、德之能源转型
    德国一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一面旗帜。2002年和2003年开始我们进行可再生能源法的前期研究,2000年我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起草,当时参考最多也最可借鉴的就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和其实践经验。刚才郭院长也提到了现在全球能源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又加上俄乌冲突,我认为全球经济必然倒退,所以德国必须继续往前走,转型的速度还会加快。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德国的能源转型离不开欧洲电网的支撑,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实现全球互联,而且需要互联互通。德国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当前还必须依附于欧盟的对外政策,德国要依附于欧洲的电网。
    再看中国,中国是一个庞大的重化石能源消费结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实现自循环的市场主体,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如果中国不能成功的实现能源转型,世界第一大人口国,煤炭消费占全世界煤炭消费的51%,那么《巴黎协定》就不可能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能源转型是实现《巴黎协定》的基石。谁阻碍了中国的转型发展,谁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敌人。
    简单总结第一个问题中、德之能源转型,我认为俄乌冲突对中、德的能源转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德国可能要以更高的成本进行转型,但中国的转型代价不会比之前更大。总之,俄乌冲突不会影响中、德的能源转型步伐,因为两个国家的目标是共同的,摆脱化石能源,实现能源独立。
    二、中国能源转型转什么、怎么转?   
    能源的未来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的能源转型转什么、怎么转。
    从能源发展趋势来看,消费终端走向高比例电气化是必然趋势。由于电气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石油需求将进入稳定期,也是平台期。过了稳定期,中国的石油需求会逐步下降,这一点全球有共同的趋势,德国也不例外,不是电力替代了石油,是电动汽车不再需要石油。但是天然气不一样,发达国家的天然气占比已经很高了,中国不一样,可再生能源不可能在一日之内统治能源系统,统治天下。相比于煤炭,从节能和低碳的角度来讲,天然气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里简单说一下背景。
    电气化和电力发展:
    一是电气化占终端的比例。我们说能源是经济的血液,未来电力就是能源的主导、主流,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我们的研究成果认为,未来,主要是指2060年前后,电力将占到终端能源需求的70-80%。
    二是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电网是经济的血管,电力系统包括电源,我们说是造血机、颈动脉和毛细血管,也包括肝肺功能,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为什么要建新型电力系统?因为传统的电力或能源系统已不适合于未来的经济社会系统。新型电力系统内容与现在的电力系统完全不同,新型的电力系统是一个更加人性化且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共同系统,更像一个人体的五脏六腑系统。
    我的结论:向电力转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三、中国必须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能源系统低碳化。
    我认为可再生能源将建立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可以说是建立新的世界能源秩序。可再生能源是本地资源,大力发展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且唯一可及的能源安全之路。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粮食和能源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一个国家能源安全了,一定是能源强国。能源强国的能源供给一定是独立的,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政府已经向全世界承诺了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届时中国的能源系统将是净零排放甚至负碳的能源系统。可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巴黎协定》的承诺需要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所以当全球实现碳中和净零排放的那一天,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净零,低碳可以实现能源的共同安全。
    那么,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用的能源又来自何方呢?习近平主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际上从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长河和人类文明进步视角来看,人类来自于自然,终究还是要回归于自然。说到能源又怎么理解,人类最早利用的是可再生能源,之后是化石能源,现在应该回到了可再生能源。经济社会的进步是螺旋式上升的,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化石能源的利用技术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尽头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你再提高效率又能怎么样。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技术去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呢,又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天地。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回归,也是建设人类与自然和谐公升现代化,人类文明史进入生态文明更高级的回归。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保障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共同道路。
    四、建设新型电力系统,风电和光电起决定性作用、煤电机组将起支撑作用。
    后面德国的专家朋友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德国是如何处理风、光与煤电的关系?
    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能源系统低碳化进程,以发展风、电、光电和用好煤电机组关系为例,谈一谈统筹发展和减排的问题。
    既要发展又要减排,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在第二、第三部分我讲了一些观点。我们知道中国现实的情况是煤炭占比仍然56%,煤电更甚、68%。以煤为国的国情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能源系统需要先立后破,建设新型系统是“立”,“立”,要立足于风电和光电,可是风电和光电具有波动性。所以传统的电力系统是为煤电打造的,煤电机组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将起到支撑的作用。
    什么是减排,我们要把电煤消费和煤电机组区分开来,减排是减少煤炭消费量,而不是关停煤电机组。中国目前的煤电机组年运营小时数4000小时,平均寿命是12年,这是我们的国情。如果把煤电机组年运营小时数从4000降到3000、2000甚至1000小时内,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实现减排,我们庞大的煤电机组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安全可靠运行起到基石的作用。这是减排。
    还有发展,我们做过测算,中国到底需要多少电力需求?到2060年,我们电力需求量是在14.5-17.5万亿千瓦时,其中有3万亿千瓦时的差距,这3万亿千瓦时主要在于对氯氢的发展。只有大规模的实现对现在煤电存量的替代,才能有效的降低煤电机组的年运行小时数,才能让煤电机组起到稳定电力系统的基石作用。
    所以我们有一个研究也有一个预测的结果,到“十四五”末或“十五五”初,风加光新增装机需要达到2亿千瓦,既保证满足年新增和存量替代总计5000亿千瓦时的电力需求,这样才能使风电、光电和煤电机组能够共存、共享低碳比较。
    回到今天的主题,主办方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这只说一下我的结论:
    1.在世界能源新格局下,如何看待中德绿色合作前景?我看好!
    2.如何更好应对俄乌冲突给中德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我认为,总体安全!
    3.如何以科技发展为动力,加强中德在低碳产业、绿色技术、绿色供应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谢谢!
 
    【郭万达】:谢谢王仲颖所长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王所长比较了中德两国的能源转型,特别强调德国的能源转型是全球的一面旗帜。当然在俄乌冲突这个背景下,将来这个方向如何,特别是中国的能源转型如何转,特别提到新型的电力系统,王所长最后也讲到风、光、电以及煤电,一个是起决定作用、一个是支撑作用,决定和支撑究竟比例多少,他最后用供求也讲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一会我们专家们有时间还可以讨论,究竟这两者之间如何来实现转换,能够实现又安全又低碳又可以保证供求。谢谢王所长精彩的发言。
    第二位讲者是费多丽女士,她是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副校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她是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的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与规划、国家监管能源转型等问题,有请费多丽女士。
 
    【费多丽】: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中方的老朋友。谢谢刚刚郭院长介绍我的背景,我虽然担任大学的副校长,但其实我也是专门研究经济转型的专家,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在中国研究中国的议题。今天因为讲到是中德之间的能源方面前景,所以我也想讲一讲未来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过去十多年一直依赖于全球化和贸易,我们也认为全球化和贸易推动全球和平,但能源毕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可以进行买卖,这就是国际贸易。但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其实现在德国的能源政策也是希望能够逐渐的从化石能源进入到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大家都知道,德国极大的依赖于天然气进口,全球市场上的贸易主要从俄罗斯进口,这些我们过去是认为理所应当的。然而在过去几个月遇到了变化,首先是因为疫情,中美之间的对立,影响到我刚刚说的大背景;同时俄乌的冲突现在又影响了国际油气的供应。所以在德国我们也认识到实现碳中和或者是减碳的必要。过去过于集中在交通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并没有足够的关注对于天然气行业的减排和转型,所以这些现在都让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了。我想在座的嘉宾当你们讲到这个大背景的时候,你们会谈到很多原因,但是我讲的这些是主要的原因。所以,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解决方案,特别需要在能源解决过程中去扩大新能源的占比。这个背景又和目前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的情况和德国不一样,过去就我的研究来看,我一直惊叹于中国政府过去一直特别的关注能源安全,包括他们对于国际能源市场上供应的可及性没有那么高的信任,也就是说,中国的能源政策一直在关注能源的安全性。比方说,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曾经就有非常大的能源政策的改革来关注建立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性。刚刚王老师也讲到了,能源安全是第一位的。在讲到能源转型的时候,它的大前提应该是能源安全,所以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谈发展。
    讲到德国,我们认为也是这样,但是过去我们能够从国际上进行贸易获得能源的补给和能源的安全,然而近年来发生的事情也让我们重新去回顾能源安全,当然最近的能源安全事件主要是因为俄乌的冲突。
    还有一个是影响到中德之间的合作,那就是气候发展和可再生能源。
过去德国并没有过多的考虑能源安全问题,但是现在必须要考虑有很多的基础设施和硬设施。大家看一下,这是统计数据(见PPT),看到的是2019年的数据。在疫情前大家看一下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增加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经济的规模和体量。然而不幸的是,虽然美国的人均GDP很高,但是人均的碳排放也
很高,未来随着资源的匮乏,这样的高排放生产模式肯定不会继续存在下去。在德国我们也有一个讨论,中国的崛起也让我们看到西方人生活的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大家现在都想过高质量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高标准的生活不等于美式标准的生活,至少在德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区分这一点,因为大家看中国过去经历的东西,如果我们西方不极大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的话,肯定不可能继续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这个表格(见PPT)里比较有趣的问题是,德国和中国,从数据上能够看到不同的指标,当我在制作这个表格的时候,有一些数据不是那么好。2019年天然气的消费量上来了,德国人口和国家的面积,以及和GDP的产出,和中国做对比,从人口GDP来讲,我们的占比都比较高。中国的人口很大,但是从国家来看,整体的消费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大家都知道过去德国是极大的依赖于汽油、石油,而中国主要是煤炭驱动。所以说现在中国也正在极大的发展新能源,比方说,光伏、风电等等,然而大家能够看到,在德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并没有那么多。所以从某些层面上来讲,德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问题。这里我们看到的问题是,在煤炭的使用量上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和人口的比例相比。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德国的很多方面和中国比的话,在全球范围内占比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呢?在过去德国一直以来依赖于这样的信仰体系,那就是全球化对我们来讲是大有裨益的,商品可以进行交易,尤其是大宗商品,特别是和中国开展一些交易,我们也希望这样交易的过程能够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体系面对了一些打击,那就是过去这些年我们推出了一些政策,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政治环境方面出现了一些疑问,怎么样能够和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当然我们看到了在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动车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但是和刚才王教授所讲的内容有些不一样的是,可再生能源不是单纯本地化的东西,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电动车需要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发展,这是全球化的东西。所以对于德国来讲,我们必须要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的话,是目前来讲比较难以可行的。所以这样的战略大背景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合适的资源,而这个资源就包括在欧洲层面上相应的能源和资源,充分利用才行。德国在国际层面上,确实在这方面也不是特别强的参与者,尤其和中国相比。另外,我们要看看怎么样能够充分建立起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这样的话,让中国和德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未来能够重建这样的信任关系。所以我们也相信合作和全球化自然是有益处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认可这种关系存在的必要性。确实,德国的政策就是面对着这样一些冲击,我们之前并没有考虑到或者并没有觉得像俄罗斯会突袭乌克兰,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国境上打开自己力量或者权利的争斗,这样对于人类或者国家都带来影响。
确实全球出现变化,我们面对合作的观点也会出现变化。刚才讲的一些内容,尤其中德该如何合作,确实有一些问号。
 
    【郭万达】:谢谢费多丽教授,谢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您讲到可再生能源本身也需要合作的,是全球化的,不可能自己来搞。特别是中德的比较,从你的数据看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当然这个合作需要有政策的支持,还要有信任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很对的,所以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建立信任的关系和政策的支持体系。谢谢您!
下面是第三位演讲专家,李俊峰先生,他是红杉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李先生他原来一直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的主任,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和能源环境理论政策的研究。我知道俊峰先生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有关国家中长期能源规划等等,他都是参与直接有关的研究、政策的制定、文件的起草,对中国能源的发展、能源的转型有很深入的研究。有请李先生演讲。
 
    【李俊峰】:谢谢郭院长。非常高兴利用这个机会和中方、德方的朋友们一块儿讨论一下在世界能源变局中中德合作的前景。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看世界能源的变局。
    现在俄乌冲突这个事件是偶发事件,当然偶发事件以后还会继续发生,但是作为大的经济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应对,怎么把短暂的危机化为长期变革的一种力量,就这点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是阵营的对抗,比方说,中俄算一个阵营,美国和欧盟算一个阵营这种对抗,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俄乌冲突以来,中美的贸易还在增加,中美的能源合作还在加强。这一点德国的朋友应该看到,俄罗斯的朋友也应该看到。
    第二,中美的合作大家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从2018年特朗普发起贸易大战以来,中美贸易总额没有下降,中美贸易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大幅度增加了。
    第三,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非常重视能源安全,从来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在俄乌冲突之后,中国没有大幅度的增加从俄罗斯的进口。由于俄乌冲突,欧盟减少了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但是中国没有追加进口,中国还坚守这一点,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中国、欧盟、美国体量差不多,能源消费都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所以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我们应该相互借鉴。
    这是我讲的在世界能源变局之下我们怎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二、能源转型。
    对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仲颖所长还介绍了,德国始终是能源转型的一面旗帜。我讲不仅仅是一面旗帜,它是一个领袖。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三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先生提出了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并且2004年在德国波尔召开第一次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大会,并且在大会上推动全球发出了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行动计划的倡议,中国政府在那个会上向全世界承诺制定可再生能源法,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就这一个问题施罗德总理,还有我和当时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保(音)先生一块共进了午餐,讨论了在中国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问题,并且推动在中国,也就是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达成之后在中国召开了第二次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大会,凝聚了全球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共识。这一点大家应该记住,因为大会所倡导的一点就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解决全球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并且倡导了国际合作。
    2004年的时候,就像仲颖先生所讲到的,我们在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时候向德国朋友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也知道了德国有“固定电站”的机制,知道当时的德国是55欧分/千瓦时的光伏发电,相当于现在的5.5人民币/千瓦时,时隔现在,差不多18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成本降到了几个欧分,在中国差不多降到3毛钱人民币,也就是3个欧分,是相当于那个时间的差不多1/20,这些都是国际合作的结果。我特别赞成刚才德方的这位教授所讲的,可再生能源也离不开国际合作。中国在全球的帮助下,包括美国、日本,特别是德国的帮助下,开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36%,其中,水电差不多15%,风光也接近15%,就是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风光的发电量相当于搞了100多年的水电的发电量。在德国也如此,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和天然气的发电量加燃煤的发电量非常接近了,这都是在近十几年完成的结果。如果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完全可以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天然气和燃煤发电,这需要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机制。
    大家应该注意到,这次冲突所形成的贸易机制有了崭新的贸易方式。大家应该回顾一下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大家不卖给什么人石油或者天然气,今天我是不买你的。那未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欧盟也好、德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去制裁中国,我不去买中国的光伏电池板,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应该努力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这种现象的发生它不利于全球的能源转型。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发展仍然需要全球的合作,特别是中德两个大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德国在欧盟作为一个领袖的地位。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2011年欧盟当时对中国进行光伏“双反”的时候,是当时中国的总理向德国的总理提出一个倡议,解决了当时的贸易纠纷,才有了全球现在光伏发展这么一个良好的局面,我们应该保持合作共赢的这种方式,当时中国的总理是温家宝先生,德国的总理是默克尔女士,他们在一个早餐会上谈笑之间化解了这种贸易争端,我想中德在今后的过程中应该继续推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合作,因为这种合作不仅仅是中国和德国受益,并且还是全球受益的。
    三、正视眼下的困难。
    现在由于俄乌冲突,特别是采取了不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或者减少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这种决策,导致了短期能源供应紧张,出现了煤电重新恢复的问题。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朋友尤其是德国的朋友,应该向全世界做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没有变,我们为了应付短暂的困难不得已恢复了一部分煤电,甚至于在今年冬天恢复一部分煤炭取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清楚地告诉全世界,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依赖美国。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决美国环保局不能下令燃煤电厂进行减碳,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无法指望美国持之以恒的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和欧盟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联手,以推动全球的能源转型,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工作持续向前迈进,然后团结美国,希望美国也能够继续加入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就想当年他们退出《京都协议书》、退出《巴黎协定》,后来又跟上了一样。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欧盟、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共赢。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郭万达】:谢谢李俊峰先生精彩的发言和演讲。李先生特别提到中美能源合作、中德能源合作的有关进程,表明可再生能源需要国际合作是大的趋势,虽然有俄乌的冲突,但仍然需要国际合作。李院长提到的现在短期因为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紧张,有煤电的重新恢复一些问题,但这是短期问题,还是会带来一些冲击。短到什么时候呢?冬天过后明年会怎么样,对可再生能源会是打击性的吗,会是什么情况?当然我不太清楚这样的趋势,一会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讨论。谢谢李院长的精彩演讲。   
第四位讲者是奥利弗·霍尔特默勒先生,他是来自德国哈雷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有请。
 
    【奥利弗·霍尔特默勒】:大家下午好!各位欧洲的同事们,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参与此次的线上研讨会,其实从前面几位嘉宾发言中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期待着能够继续跟大家保持观点的交流和分享。
    今天我想从这个视角讲一讲,因为前面几位嘉宾都讲到了中德合作,所以我沿着这样一个逻辑讲一讲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强度;第二部分我会讲一讲长期脱碳的后果,尤其在德国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减排或者脱碳对于德国的经济肯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然对中国来讲也是一样的;最后,我会再讲一讲我的结论。
    大家都知道,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如果要继续空气全球气候变化的话,肯定是要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生产速度和效率,按照目前的生活节奏,全球气候还会持续变化。气候上升会带来明显的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红色的曲线,二氧化碳按照每个国家自主贡献这个数值往下走的话,全球气候变化要控制2度之内。目前所建立的机制都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大家在研究全球的二氧化碳时候,你肯定首先要知道二氧化碳是哪来的,我们来做一下解构。
    人口,人口乘以每个人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这里我们先不要看人口,我们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人均二氧化碳都有哪些指标、哪些参数呢?人均GDP、收入和技术。在技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解构为另外两个部分,那就是人均强度和二氧化碳的强度。所有这些参数里面,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一直在增加,在这个曲线上,因为疫情有了短暂的停滞,因为疫情,物品排放和交通出现萎缩,但是未来还会上涨。人均GDP,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还能够看到全球碳排放现在已经在减少,人均碳排放的强度一直在减少。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二氧化碳排放仍然是波动和增加的。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从这个表上来看的话,其实它也没有下降。也就是说,如果要减少中国的整体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投资一些未来的技术,减少碳强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的情况,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从90年代开始一直在下降。我们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但是我们的人均GDP在增加,同时德国还是比较成功的控制住了过去的二氧化碳的强度和能源强度。如果能继续减少德国的碳强度,来达到德国的减排目标呢,这个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全球二氧化碳视角,这是时间象限上二氧化碳人均的排放,横轴是人均GDP,蓝色指的是先进的发达经济体,而红色指的是发展中经济体。纵轴是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能够看到在中国、金砖国家里面,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一直在增加。虽然它在增加,但是目前发达经济体德国这样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仍然还是很少的,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大背景。
    第二部分,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减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德国的情况,德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减碳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在欧盟也有各种各样的谈判和一些退让。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在这之前,在2030年也设置了碳排放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模拟,看一下德国专业研究机构做的预测,我们来看一下到2030年会发生什么呢?过去德国人均GDP一直在增加,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越来越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好的控制住了人均GDP的排放。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一直在加速,但是没有增加碳排放。但是如果要实现2035年的净零排放,如果不牺牲消费,我们怎么样去控制人均GDP的排放呢?再从这个等式上来看一下,能源,也就是这里“E”,它只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来源,所以从这里来看一下,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我们需要经济的产出一直在持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投资减碳或者是更先进的节能技术,也就是这里的“A E”,那么最终生产出来的物品产出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对先进的减碳技术投资。所以过去在德国减碳技术进展并没有那么快,未来要加速。
    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样的。大家看右边(见PPT),这种节能的技术,这就是前面等式中的“A E”值,直到1975年左右,美国过去的减碳技术投资都是比较匮乏的。1975年之后,美国对减碳技术的持续投资,造成了整个美国经济很好的转型。
    再看一下德国的情况,1970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曲线还是很低的,在1970年往后数值的曲线是往上走,也就是德国开始去投资减碳的技术和节能的技术了。假设对先进减碳技术投资在过去这些年是有效的,这也就成功验证了我的说法,德国GDP一直在增加,但是我们人均碳排放并没有相应的增加。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未来我们必须要去做最新的统计,俄乌的冲突造成了对能源供应的短缺,这有可能对经济又发生新的变化。
    再讲到可再生能源,现在大家都在讲它要替代化石能源。在德国我们还要尽快的去淘汰核能,所以对德国来讲,发展新能源我们有快速的路径,也有缓慢发展的路径。我们可能会有好几个可能性,但是这对我们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GDP总值和投入与产出之间做选择。而GDP未来的走势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节能技术的发展,现在这种情况,过去不会减少能源的使用,而GDP也会不断的向前发展,这就是深色虚线的走势(PPT)。但是我们看到在节能技术使用占比方面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而能源使用就减少,这样的话,GDP产出就会减少。从中间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肯定是要大幅的在节能技术方面加以投入,实现更快的发展,从而能够实现增长。
    在这里看一看我们做的计算,1973年-2019年节能技术进展速度平均是2.7%,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翻一番,这样的话,才能确保像过去一样产出足够的商品、产品和服务,其前提就是必须要在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上保持下去。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要能够达到5.6%才行,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潜在的产出量。
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些,重点是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量减少。要想做到的话,必须要节能,这需要更多的投资,更多的研发投入。
 
    【郭万达】:谢谢霍尔特默勒先生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你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这个视角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你的分析,无论对德国、美国,还是对中国的分析,我觉得你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减碳的技术、节能的技术大量的投资,这样的话,才使得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景分析能够得到有关减排效能的实现,这个结论是挺重要的。谢谢您!
    下面是第五位演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朱主任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产业组织与政府的管治、企业竞争战略、网络经济、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他作为决策咨询的专家,多次参与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体制改革,油气体制改革,能源转型,能源的专项规划方面有关的咨询,有请朱彤先生演讲。
    【朱彤】:您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分享。我的题目叫《中德低碳转型合作前景与影响因素》,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跟所谓的能源格局变化有关系,这个PPT上没有,因为这个会议是讲能源格局。能源格局变化,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的影响大家也看到了,我就不多展开。但实际上在俄乌冲突之前,就是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本身,也是世界能源格局发生变化造成的影响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如果说去年11月以后没有俄乌冲突,其实在11月之前全球的所谓能源价格危机也是比较严重了,所以俄乌冲突可能掩盖了这一点,这是我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所以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俄乌冲突,三个叠加在一起就非常复杂。
    俄乌冲突造成了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或者短暂上涨,过去十年间化石能源投资是持续下降的。去年从欧洲开始,从年初到10月份的天然气、煤炭价格大幅上升,背后深层次原因跟十年来化石能源投资持续下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对世界能源的影响,其实是有正有负的。但是有一个答题的结论是,至少在近几年化石能源价格本身高位震荡可能是比较大的概率,可能过几年之后,这两年对化石能源的增加,以及由于价格高涨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抑制等等,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这个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所以,我认为这三个因素对世界能源格局是很复杂的,有正有负的。
    第二,中德低碳转型合作前景广阔。我本人五六年前写过一本书《国家能源转型》,就讲了德国能源转型经验。中德,包括中国跟欧盟之间,在低碳能源转型方面前景广阔,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区域之间没有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格局,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战略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关系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未来不是不确定因素,是个确定性因素。那中国跟德国,包括中国跟欧盟,在战略利益上是没有根本冲突的,这是两国以及两个区域之间进行广泛的低碳转型合作的基本前提。包括中国跟德国、中国跟欧盟,这两个区域包括两个国家都确定了详细的低碳转型目标,而且在实实在在的推进能源转型。这是我的评价,不管是欧盟还是德国,特别是德国,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德国转型的具体措施,包括中国,确实是在扎扎实实地推进,而不只是在喊口号。
    但是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说法,预期的自我实现。就是说,本质上这两个区域或者两个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但是如果有一方非要把对方当做战略利益冲突的一方,很有可能最后双方就会走向那个结果。所以这是我们认为两个国家的专家也好,还是政治家也好,需要注意的问题。
    前景广阔的第二点,中国与德国在低碳转型方面存在广泛的互补性,这是广泛合作的现实基础。
    这个互补性,德国的转型进展比较快,首先他有很多经验、很多示范,包括前沿的技术,其实是值得中国去借鉴和学习的。包括德国在建筑、工业,我们国内谈能源系统的转型谈得比较多,但实际在工业的低碳转型,在建筑的低碳转型这一块,德国也是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值得中国去借鉴的。而中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特别是在借鉴德国和研究德国能源转型经验这一块是做得很不够的,很多只看到表面上的经验,比如德国出台什么支持政策,但实际上在随着能源转型过程中,他做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或者不太注意的,比如说,随着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的增加,电力系统本身转型过程中的技术性、网络性,以及电力设计方面的变革,其实国内关注得非常少,但实际上这个方面我认为是特别值得中国去进一步借鉴的,德国也可以有很好的经验去吸取。另外,中国在低碳产品的制造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包括低成本的光伏成本等等,这都是全方位合作前景广阔的现实基础。
    二、影响中德低碳转型合作的两个不利因素
    这不利因素,不只是影响中国和德国,也影响中国跟欧盟之间。主要是两个:
    1.对供应链安全的“过度”担忧的氛围和趋势。
    我们知道,对供应链安全的“适度”担忧是全球新冠疫情后出现的新特点和问题,很多国家对突发性、大范围、全球性的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链不稳定性安全性的担忧,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出现了在关键的环节追求本地化,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心态和一种做法。但是对他的过度担忧甚至极度的担忧,由此推动所谓的产业链脱钩,我认为这是过度,也很影响全球合作。对供应链的担忧和脱钩,本身两者是根本不同的问题。脱钩,本质上是国家之间战略互信,战略之间失去了信任,就是已经失信了,双方都不相信对方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现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战争爆发之后,失去了战略互信之后,推行全面的脱钩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中国和欧盟,包括中国和德国之间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对供应链的过度担忧,每个国家在分析的时候只强调自己对别的国家的依赖,他没有想到别的国家也对你有依赖。中国的光伏产业链,光伏产业链里面的上游原材料,包括添加剂、化学材料,实际上对全球的依赖也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做到自己自足的情况。
    2.低碳转型的国际贸易规则混乱与逻辑不一致。这个大家谈得比较少,中国既是高碳产品的重要生产大国,也是低碳产品的重要生产大国。现在高碳产品贸易方面,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解措施(CBAM),这个方式来解决所谓的高碳产品的贸易不公的问题。问题在另一个方面他又推出了低碳产品,对于中国的光伏产品,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都先后发起了多次发反倾销。那我就想问了,在全球低碳产品转型背景下,你既不让高碳产品的自由贸易,又不让低碳产品的自由贸易,那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际贸易规则应该是鼓励低碳产品的自由贸易呢,还是因为它是中国的,因为中国的成本比较低,所以他就是倾销等等,然后实施反倾销税,我认为这个逻辑是不一致的,贸易规则是混乱的,并且很多的做法跟WTO中心,也是冲突或者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中国和德国的专家在这一块要加强共同的交流和研究,现在WTO因为种种原因也处在“瘫痪”状态。但是如果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要想在未来全球低碳转型,这两个都是在推进全球转型的国家,真正想推动全球的正常转型,那在与低碳转型逻辑相一致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构建,是需要双方去共同努力的。不能说你的光伏产品进来对我的带来冲击了,然后我就要对你实行“双反”。那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所有跟低碳产品有关的产品和技术哪个国家没有给补贴,因为你没有竞争力,因为你是要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在这点上中国给的补贴是少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给的补贴额度和中国退出的速度是更快的。这是我想强调的,大家真正要建立在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大背景下,国际贸易规则的问题不能不解决。
   
    【郭万达】:谢谢朱彤先生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特别是提到中德低碳转型,你刚才提到国际贸易规则的问题,前面有专家也提到应该如何去互信,如何去建立公平的规则,几位专家,无论是德国的还是中国的专家都提到这个问题,一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多一些讨论。谢谢您!
下面有请第六位演讲专家,弗兰齐斯卡·霍兹女士,她是来自德国经济研究所能源交通环境部副部长,也是挪威科技大学能源转型的副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天然气、煤炭、石油市场和气候政策之间的关系,有请。
 
    【弗兰齐斯卡·霍兹】:谢谢邀请,这是很有趣的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也是非常适应当下的。今天我想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议题,我的观点是,前面有几位嘉宾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那就是应对俄乌冲突造成的短期问题,我们需要去进行气候变化,同时也要去避免一些资产的闲置。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来看一看。
    疫情和俄乌冲突造成了欧洲经济的低迷,俄乌战争也推动了俄国和欧盟之间的对立状态,从短期来看,影响到了能源的供应;有大量的人口面临着缺能源的问题,甚至未来经济也会出现缺少动力。现在中国和德国都有相应的策略,首先,包括增加煤炭的使用量;另外,要增加天然气以及天然气的进口来平衡能源结构。短时间来看还是有很多长期的挑战,那就是气候变化,以及为了要减少全球变暖而进行的减排。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危机变成机会,那就是能够让我们加速,倒逼我们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最终实现电气化和减排。
    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德国的情况,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取代俄气。俄罗斯出口到欧盟各国,尤其是德国的石油和天然气都在减少,过去进口是占到天然气的55%,现在要去找到可替代方案。在德国,天然气在能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居民和行业的影响,如果没有俄气的供应,短期来看,对于消费者肯定是有价格的影响。现在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居高不下,差不多已经是大半年的时间,现在我们真是没有看到一些能够短期内替代俄气的很好的方案,冬天马上要来了,德国冬天家居要进行供暖取暖,对于居民来讲,如何找到替代的能源将是现在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另外,对于玻璃和一些行业来讲,能源价格的上涨的确对行业是摧毁性的。这是在德国的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行业使用天然气,虽然现在量不大,那就是电力部门。图中可以看到(见PPT),红色部分是发电部门使用天然气的比例,差不多是15%,并不大。过去的发电能源来源是多元化的,主要是煤炭,当然我们有核电。德国在今年年底以前要全面放弃使用核电,由于核电的缺席,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空窗,将要有其他的能源来代替,那么对于天然气的使用可能会要增加。在我们的研究中,俄气占到整体天然气进口的50%。50%的进口量都没有了,对于我们的发电部门怎么办呢?在德国2023年可释放的发电产能也并不多,所以现在对德国来讲,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要可再生能源。但是过去因为环境,因为法规的问题,其实进展并不快,所以2023年最关键的就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为这就会严重影响到发电量,目前对德国来讲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加大煤炭发电的比例。
    德国要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在定量,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有煤炭发电,但是我们跟欧盟所签订的排放交易体系的规定,我们要保持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虽然临时替代的煤炭发电要增加产能,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碳排放,否则的话,会因为煤炭发电量的增加而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超标。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俄气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和20多年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天然气是桥梁的燃料,它可以很好帮助弥补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空窗。中国过去一直在全世界进口液化天然气,中国现在是最大的LNG进口国。
    我们来看一下,俄气出口到欧洲减少了,价格现在也是在上涨。对于中国来讲,现在也是比较尴尬的情况,在中国LNG的出口一直是居高,未来因为高价格,进口量可能会减少。因为价格太高,所以中国可能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高的进口价格。
    除了天然气,过去在中国的情况,从2016年开始,我们也关注到了持续的对煤炭开采量的增加和煤炭的使用量,虽然中国现在本身就是全世界经济体里面使用煤炭最多的,中国煤炭开采量和煤炭使用量从2016年一直在增加,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正在试图多元化自己的能源结构,包括可再生能源、天然气,但煤炭的开采和使用量还是在增加。
    从长远来看,煤炭的使用,好像在中国和在德国都是不得不用的。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是这张图(见PPT),到2050年煤炭的需求,全球煤炭的交易,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要阻止和限制全球变暖,那前提就是要限制煤炭的使用。即便是对煤炭有高需求,但是从国际能源署来看,如果要控制2050年前全球的气温不再增加3-4度,中国和德国,中国是橙色的线,那么中国减少煤炭的步伐比其他的经济体要迈得更快一点。假设要把全球的气候增加控制在2度之内,那要比《巴黎协定》规定的1.5度稍稍宽松一点。
    我们再看全球煤炭需求,大量的亚太国家,即便是中国,就要在全球经济体中率先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当然从现在开始都必须要减少煤炭的使用量,而不是从2025年开始。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要控制全球温度不要上升超过1.5度,那么中国要采取的行动就更大。无论全世界气候变暖的目标怎么样,我们都必须要减少煤炭的使用量。
    现状是怎么样呢,现在各个经济体有没有根据未来的计划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呢?今天很多的国家在着眼于短期的发展,忽略了长远的需求。比方说大量的化石资产,现在的化石资产在未来可能会被闲置,很多的资产可能都会闲置,另外,还需要政府的补贴。比方说,在德国LNG接收站,包括中国的煤,如果要减少全球气候的加速,那就必须要进行减煤。但是从2019年-2025年这个期间,就是窗口期非常的关键。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化石能源,我们要防止资产的闲置。在中国和德国都有2045和2060年的目标,现在两国应该要关注当下,也要关注长远,去实现这些目标。当然短期化石能源供应危机是一个危机。但我的观点是,这个危机会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扩张,电气化是一个机会。当然现在能源结构已经在变得多样化,但是我觉得可再生能源的扩张速度,尤其是在德国还不是很高,而且整体经济的电气化也并不那么快。现在仍然是有煤、有气,而未来如果没有煤、如果没有气,那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在发电的过程中完全的去实现可再生能源,这样才能够为未来实现德国的2045年目标做出重要的一步。所以,如果大家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就必须要淘汰煤炭,德国是在2030年要淘汰煤炭,但是眼下因为能源危机,这个目标是否能够达成也很危险,那中国也要有淘汰煤炭的计划。另外,在未来天然气淘汰也是必然要做的,因为最快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天然气肯定也是要被淘汰的,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对化石资产的搁置和浪费闲置。
谢谢!
 
    【郭万达】:谢谢弗兰齐斯卡·霍兹女士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你特别提到,无论是从短期的俄乌冲突,还是长期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去平衡短期和长期。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解决长期和短期,最核心的就是得去控制煤炭,特别是中国要发展可再生能源。你刚才也提到,这里面有政策上的问题,包括德国的政策如何继续去发展,甚至要发展更快,中国这方面也有这个问题,在政策上如何去发展,如何使得可再生能源能够去替代一部分的煤炭。这也是大家讨论的共同问题。谢谢你的观点!
第七位演讲专家是斯蒂凡·托马斯,他从2003年开始就任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能源交通气候部的部长,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的政策,节能设备和电气市场转型,自由化市场中的能源服务,以及能源供应行业的监管,等等,看出来他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资深的专家,有请托马斯先生发言。
 
    【斯蒂凡·托马斯】谢谢郭院长。下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幻灯片。
    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可再生能源是具有成本效益比的三赢战略,能够实现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减化。刚才前面的演讲者也讲到了,我们要看看怎么样能够锁定目前短期的气候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介绍一下伍珀塔尔气候环境能源研究所,原来是联邦层面的一个机构,但是慢慢的我们变成了全球性的智库,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一共有四大分部,250个研究人员。
    我们来看看德国目前的能源和气候目标,以及面对气候能源的反应是怎么样的。2021年开始,我们设定2045年的零碳目标。到2030年发展里面80%来自可再生能源,现在占比是50%。这就意味着,我们也必须要光伏和风能发电容量和2021年的水平相比增加4-6倍才行。另外,氢能发电,目前我们到2030年是10G瓦的装置,有更多的新能源低碳建筑。此外,现在资金使用重新分配,更多的是旧楼的改造,而不是建新的楼。
    讲到供暖,我们的立法要求,在2021年起,任何一个新的供暖系统,至少65%用的是可再生能源。而到2030年绿色能源供暖要达到50%,现在只有17%。这是在能源危机出现之前就出现的。而现在面对能源危机,我们有些什么响应呢?早期供应商来替代俄罗斯的油和煤,这是今年之内完成的。此外,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天然能源这个比较复杂,我们接下来会去讲。此外,今年年底之前我们会不再使用核能,这都是已经安排好的。
    具体来看看天然气吧,两年前有50%的天然气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去年占了40%之高。其中一部分是给到建筑、住宅、商业楼宇,14%用于发电,其他用于工业使用。现在我们有相应的计划,到2024年我们要替代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首先,节气要达到25%,短期可以稍微使用一下火电厂发电。另外,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也要增加。对于楼宇来讲,要更加智能的使用它们。也就是说,冬天控制更低的温度,实现低碳的改造。从产业来讲,替换一些其他的能源。此外,我们还要有三分之一的气是来自于其他的渠道,比如说25%的液化天然气,还有来自于挪威和荷兰更多的出口,这点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再来看看欧盟的层面,刚才也讲到了欧盟有具体的零碳目标,到2030年碳排放到50%,还有一揽子的减排方案。因为我们有40%的气来自于俄罗斯,这是最大的挑战。到2024年中叶可以实现对俄气的替代。右边的图,到2030年我们有具体的目标。2018年有一个欧盟的指令,那就是提高能效,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但现在有面对2025年的,需要我们发展得更强。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能更好的响应在欧盟面对的能源危机。而到2030年,和2020年相比,我们在化石能源的使用上面会减少一些。
    能否借这个危机变成一场机遇,有效加速气候行动呢,这样我们在2035年就能够真正的实现2030年的目标,能够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碳中和。确实我们需要深层次的改造,每年至少达到3%,最后达到4%,就提高能效。2025年开始,每年大概是100万的热供,到2035年实际上就是原来的6倍之多。另外,小区供暖目前占整个供暖的50%,更多是可再生能源。另外,光靠现在的财政刺激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监管才行。
    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我们一共提出了几点。首先,在2024年开始有一个法律,就是慢慢的不再使用油气的锅炉,建筑业主必须要确保经济上可行。另外,德国的标准可以比欧盟更进取一点,提供资金的支持。除了建立控制网络,以及实行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进行供暖之外,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资金支持,这是已经设计好的。到2035年,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每年节约300亿欧元的资金,投资是200亿欧元,这样的话,对建筑业主来讲节约了100亿欧元,这是利好的消息。
    最后我们看看总结,从短期来看,在2023年冬天天然气供应安全非常重要,到了2023年、2024年,就是接下来冬天也会很重要,因为主要是看看俄罗斯,他到底对于向欧盟、对于德国在供气方面他的限制会有多大。而现在我们要去建立LNG接收站建设速度怎么样,以及从比利时和从荷兰来的液化天然气到底速度能有多快。另外,还要做好氢能的准备,到了2030年我们要进口越来越多的绿氢、绿氨等,另外,还要减少天然气的使用,因为50%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天然气。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建筑里面使用更多热泵的话,能够在2024年节约10%的能源,到2025年可以节约16%的能源。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些楼宇减少天然气能源的消耗,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对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影响。此外,我们能否尽快的让可再生能源,以及电气化尽快的爬坡,也就是使用更多的热泵,等等。
    在能效以及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它实际上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三赢的战略,它比油和气更便宜,比核能也更快,而且更便宜,因为核能需要很多的投资,而且花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要想加速能源的转型,肯定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控制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同时有更加安全的能源供应。在国际能源组织的净零排放场景之下,不需要开采新的天然气田,除非现在已经被批准使用的。当然还要有针对性的面对能源价格冲击的短期政策措施。比如说,对于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以及深受影响的企业能够有政绩的项目,德国政府已经推出这样的项目了。此外还有法律要求,要求能够提高能效,使用更多可再生能源。上个月德国已经推出了相应的措施。
    能源安全确实引发了世界各地领导的重视,但是如果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的话,这样就会增加我们的能源安全,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这场危机也会让我们更加的接受脱碳,加速实现净零排放。我们确实要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可以帮我们减少能源,此外,在提高能效的同时能够使用能源,进而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升整个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其实我们有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展这方面工作,我们在交通运输、建筑方面实现电气化,靠的就是更多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另外,在现在的汽车、储能方面有这样的灵活性,在楼宇、工业以及交通方面实现电气化。此外,我们也用绿氢用于能源密集型的行业和交通运输。我们的转型,要以人为本,必须要公正、公平,否则的话,会面对很多挑战。我们要有效的促进在行业以及跨行业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政策路线图,市场机制,商业,以及融资模式方面实现双边的交流,这样的话,能帮助更好的发展。
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郭万达】:谢谢托马斯先生和你的同事分享你们的研究成果。我觉得你的研究非常的有意思,也让我很鼓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特别你提到2030年远景的描述,根据你的方案,特别是通过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能够把这个危机变成机遇,可以加速碳中和,既解决短期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长期的问题。你的研究成果还是很鼓舞我的,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去实现的话,我觉得能源转型的问题应该是有解决方案的,至少从你的研究成果表明,是可以有这个方案来解决的,那就要看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如何去做决策了。谢谢您!
请第八位演讲专家刘强先生,他是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区副首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投资基金会总部在英国,是全球最大的关注儿童福祉慈善的基金会,也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气候基金会之一,刘先生主要也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涉及能源转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能耗,碳市场,绿色基金等等多个领域他都有所涉及,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请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刘强】:多谢郭院长。非常感谢受邀参加此次讨论,我觉得这个讨论的主题非常好。前面的专家已经提了很多,我觉得其实已经提得非常的全面,不管是从中国还是德国。我节约时间,我也没有PPT,就简单分享几点个人的看法。
    过去几年我们儿童投资基金会一直在中国致力于可持续、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工作,其中能源转型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板块。结合最近几年的工作,也结合现在这些形势,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对中国来说,尤其短期和长期都面临很多机会和挑战,我想能源转型有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怎么用系统化的思维来推动能源转型?
    发展绿色低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这一定是能源转型的方向,而且一定是解决整个能源系统问题根本的出路。现在短期遇到的问题,它的解决也需要更长期的战略设计,就是国家一直强调的短期和长期要结合好。所以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更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能建立更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我们要有系统化的从长期角度来看能源转型的思维。
    第二,现在看能源安全的问题,除了供应端,更需要考虑如何让供应端和需求端联动。
    就是要如何提升需求侧的响应能力,从更综合的层面去提升整体的能源效率。如果能够提升能效,合理的控制能源需求,这样对能源安全是有巨大的帮助,这也是双赢的战略,最核心的一个办法。
    过去国家也做了很多节能方面的工作,更多是侧重于技术节能。我想未来要更强调管理节能,以及更综合的节能。比方说,现在强调建立更加柔性的能源体系,这样才能根本上提高能源供应的韧性。比方说,我们在推动终端用能的需求,制冷的需求、供热的需求,还有家电的需求,如何以电力供应端,就发电端电网这块如何能更有效的配合。比方说,我们现在探讨的车网互动,就是电动车将来变成移动的电池,它怎么和电网的负荷能够充分互动起来。这些领域我想未来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提高能效或者供需联动,我想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从提升和推动能源转型来说,我认为需要更多的从区域层面去考虑如何促进区域联动,在区域层面寻求提升能源安全和促进能源转型的整体方案。
    比方说,是不是能够形成区域间的互补机制,加强像风电、光伏这样的可再生能源上下游产业链充分的合作。
    很多能源转型的问题往往不是点上的问题,它更是面上的问题,可能不是单独的某个区域或者某个省、某个市能够解决的,是需要区域间大家形成互补的机制或者联动的机制,大家去统筹协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能源转型里面,不同的区域还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和不同的问题,所以一定是要因地制宜。就是怎么样根据不同地方的特点和地方需求的多样化解决方案。刚才很多专家也都提到了,比方说,怎么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等等。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很重要以外,结合地方的特点,我们还是要找到能源转型的突破口。比方说,新的能源技术,像储能技术、氢能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应该结合地方的特点建立更明确的目标,并且提供更有效的政策支持,这样才能奠定更好的市场环境。就像过去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光伏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既有政策的支持,同时又有产业跟进,同时又有技术的发展,当然还有很多市场力量的介入。我想这是我们在下一步可以去更多考虑的。
    如果考虑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公平转型的问题。因为有些地方本身对高碳的行业依赖比较重,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要比其他的区域更加突出。这些地方的社会问题、就业和经济的影响,怎么样去解决,应该有整体的综合解决思路和应对方案,可能不是短期的资金支持就能解决的,要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因地制宜,就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地方寻求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结合今天这个主题,在上述的这几个方面,刚才提到的系统的思维、供需的联动、区域的联动,还有因地制宜,中德之间是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的。刚才有些专家说,我们肯定有潜力,而且可以合作。我想这种合作是有巨大的空间的。除了大家提到的很多合作方面,我们还可以有两点额外的考虑:第一,除了国家层面的合作,是不是可以直接有地方层面的合作,也许会有更多的空间。比如在省(州)一级的合作,城市层面的合作,也会更加有特点,或者有呼应;第二,除了实际上的产业,还有商业模式,金融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分享,这个也很重要。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对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有大家相互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包括现在国际上大的形势,国内的发展需求,这种信息的分享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国际NGO,我们慈善组织在这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所以我们以后在这方面也会推动做更多的工作。
我就分享这么多个人的看法。多谢!
 
    【郭万达】:谢谢刘强先生。我知道他不仅有这些思想,他也在着力的推进很多事情。他刚才从中国的视角提出系统思维、信息分享,以及短期长期供给需求、区域之间的平衡,我是很赞成的,通过这些系统的方法,特别是技术的应用,智能化、数字化,以及包括柔性的系统、储能的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应用本身也是实现你刚才讲的系统的思维、综合解决方案很重要的支撑,如果没有现在大数据,没有现在的智能化、数字化,解决方案一下子也不是那么好去做的。所以我很赞成您的看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更好结合技术的发展,要有很稳定的市场预期,让投资者更多的进入到节能的领域。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一位演讲专家是我的同事刘宇博士,他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能源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有请刘博士。
 
    【刘宇】:谢谢郭院长。我想跟大家介绍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政策框架和一些成就,我想从这里面提炼一些内容,推动中国和德国未来在政策合作方面可以开展哪些方面的合作。
    能源转型的现实,不得不说我们还是生活在化石能源的世界。中国和德国,我找到最新的数据,俄乌战争100天来,中国和德国是俄罗斯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两个最主要的进口国,从数据上来看,中国是进口126亿欧元,德国120亿欧元,其次是意大利、荷兰。从数据上来讲,也为今天会议的主办做了很好的背书,中国和德国在俄乌冲突之间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
    从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看,有短期的影响,包括价格的影响;有中期的影响,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开始纷纷的去使用煤炭,甚至延迟核电退役的时间。总体上来讲,中期会影响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长期来讲是倒逼的机制,能源危机包括冲突,会让我们考虑长远的能源转型,包括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包括能效提升和供需联动等等的机制。这是今天讨论的背景。
    回到现实来看,我们不得不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还是占据能源消费的绝对优势地位。
    BP石油6月28日公布的2022年能源统计数据,82%的全球一次能源还是来自于化石能源。从历史上总结,能源转型是一场跨越几十年甚至上百万年代的持久战,也就是说,俄乌冲突从短期来看要推动转型;长期来看,我们的任务也是挺重的。分地区的数据看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欧洲化石能源转型做得非常好,但是一次能源的占比来看也超过70%,北美接近80%,亚太地区85%,中东和独联体甚至已经接近或超过90%,也就是说这时间还会比较长。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中国也在紧跟着德国去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风电、光伏和水电。但总体上来看,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还非常高,高碳能源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针对这些现实,各位专家也都知道,中国是一直在行动,在推动能源转型。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认为,中国推动能源转型的机制还是通过政策引领的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政策:
    1.能源制度转型政策。这里面更好的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加强能源治理体系建设,怎么样让政府去引导市场、引导社会公众来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的转型。
    2.能源技术转型政策。有能源技术去发展相关的低碳能源,这里面国家也好、地方也好,还是企业界也好,就在技术创新,有关节能方面的技术,关于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以及高效的能源综合管理技术方面,怎么样去推动呢?技术方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3.能源结构转型政策。让更多低碳能源得到认可,得到市场上的消费,得到市民的使用。包括德国也在使用的关于财政的激励政策,技术的示范政策,还包括市场的推广政策等等。
    中国主要在这三个方面来推动实施能源转型的一些政策。
    制度转型方面,中国在四个方面开展了相关的制度转型:
    1.顶层治理的约束性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节能方面的、低碳方面的,还有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刚刚李俊峰老师、王仲颖老师也都提到了可再生能源法,对能源转型是起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除了法律和相关的规章体系之外,在目标管理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2.顶层治理引导性制度。包括能源发展规划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和市场制度建设等等方面。
    3.细节管理约束性制度。
    4.细节管理引导性制度。
    这是在制度转型方面。
    其中比较重要的,电力体制改革是中国推动能源制度转型的重中之重,原来的体系是国有企业在垄断,但法律慢慢推开以后,在输电、售电、配电市场领域都逐步在放开,让社会资本更多的参与电力市场,这是很巨大的成功。
    储能的技术,刚刚有专家都提到了。也有氢能的技术,还有能源互联网等等这方面一系列的技术。这里点到的是相对比较重要的技术,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国家通过示范、推广来复制相关的技术应用,使得市场带动技术的不断成熟,使成本不断的降低,包括风电和光伏成本大大的下降,十年左右的时间,光伏、光热的成本已经下降了50%以上,这都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政策来引导实现的成就。
    在能源结构转型,以往能源结构转型相关的政策是结果。我们做了能源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我们用了数量模型,把能源的相关结构,包括煤炭、非化石能源作为质变量,然后用一系列的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经济产出、人均GDP作为应变量构建模型。通过分析可以看得到,煤炭消费的增加,对全球以及各地人均GDP是有互相的影响,也就是说,减少煤炭的消费能够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案例上来看,中国有相当多的省和城市,尤其是高碳发达的地区,已经实现了煤炭消费和经济的脱钩。这也预示着煤炭在保持冬季供暖,保供方面有托底的作用。但是在相当多的城市和地方,减少煤炭的消费占比已经能够不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从非化石能源消费以及相关的经济影响可以看得出来,采用越来越多的非化石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它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有一部分化石能源占比高的地区,会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也就是说,可能煤炭、石油、天然气相对丰裕的地区过多的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可能对其经济发展反倒是不利的。这是我们得到的相关启示。
    从各省来看,我们把全国分为三个类型,包括发达地区、高碳地区和低碳欠发达地区。从模型得到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针对较为发达且相对低碳的地区,要实现“双碳”目标、要实现能源转型,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模式,要加大科技的投入,要更多的分布式、多样化、绿色低碳的智慧安全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来转型;第二,针对高碳资源型的地区,像河北、内蒙、山西等等,这种地区降低煤炭的消费比例仍然是能够实现“双碳”和经济增长同步实现目标很重要的关键。
    通过上面的分析,虽然说的是中国的事情,但是其实从制度的转型方面看,中国和德国还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包括电力的系统化改革等这些机制。从技术方面看,德国在这方面推动了很多研发和投入,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市场需求的。最后,从结构方面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每个地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我想在这三个方面中国和德国都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我的报告到此,谢谢。
 
    【郭万达】:谢谢刘宇博士。
    接下来我们还有12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做一些讨论,无论是德国的专家还是中国的专家,都谈到很重要的问题,包括能源的转型,无论是短期也好,还是长期应对气候变化也好,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可再生能源是一个方向、就是一个解决方案,问题是可再生能源本身如何在现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去推动它,这个问题,在德国也是个问题,如何更快的去发展。刚才德国的专家也提到,中方的专家也提到,我们也要更快的发展。
    我提一个问题,你认为这样一个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更快的推动它,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当然刚才专家们提了很多的政策,有法律的问题,有税收,刚才刘宇博士讲是电力市场,有的专家讲是技术层面,我们是智库,我们总是要告诉领导,你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是什么。所以,这个问题请德国的专家来回答一下,当然中国的专家也可以回答,我先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都提到要合作。但是这合作如何去建立公平的贸易规则?刚才几位专家都提到这个问题,这不光是中德的合作,也包括跟美国的合作,包括跟其他国家的合作,总而言之,合作的互信机制怎么建立,最重要的机制是什么?
我提出这两个问题,专家们,如果您想回答,您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也可以回答两个问题,或者你选择你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你就举一下手,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讨论。王所长,你是最先发言的,你有什么评论?
 
    【王仲颖】:各位专家的观点我都非常同意,我想说的一点是,中国和德国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中国的优势是,每个省就相当于欧盟的一个国家,各有特点,我们本身自己就可以是一个大的市场循环起来。所以对我们国家来讲,现在是“十四五”,特别是到“十四五”末和“十五五”初,一定要处理好风电、光电的发展与煤电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风电和光电的发展速度还可以更快一些,因为电力需求增长的趋势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增长的幅度在短期内是很大,特别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趋势,用电量可能会急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风电和光电的发展速度规模上不来,那煤电就得起基核的作用,运行小时数降不下来,那就不可能调峰。这是中国的情况。
    再说到德国,德国的地域面积就跟中国的四川省大小差不多,前面德方的专家也提到了,我刚才也说到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一定要互联互通,德国要做到100%的可再生能源独立,离不开欧洲的电网。在俄乌冲突之下,德国一方面要加快风电和光电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更加依赖于欧洲电网的支撑,必须要屈服于欧盟对俄乌冲突的政策。
    我认为,在合作上,中国光伏的制造业,论是技术还是成本在全球市场上是最优的了,那欧盟为什么不能多进口中国的产品来降低自己发展太阳能的成本,同时也支持了全球的低碳绿色发展。
    所以我也很难下什么结论,就是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大家的互相帮助,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来支撑。
谢谢!
 
【郭万达】:谢谢王所长。他的建议是以中国和德国为例子。德国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回应王所长刚才这个建议?斯蒂凡·托马斯先生。
 
    【斯蒂凡·托马斯】:谢谢郭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德国不只是设置了未来的减碳目标,现在我们还有不同的方案,包括新能源的上网电价补贴,另外,还有不同规模大小的电厂,新能源的基础设施的开发。当然了,德国是在欧盟,我们有东边、西边,其实在德国南边也有风能,同时我们也有光伏。另外,我们也有广大的消费市场。包括像风电厂过去也有一些发展,同时也有一些立法来帮助加速电厂以及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发展,希望能够满足政府的目标。当然现在的安装,包括装机的容量还是不够,包括新的风电机组的装机,还有供暖的市场,锅炉,现在是要求所有供暖的锅炉都要加装热回收装置。现在已经是7月份,德国也要应对未来冬天的变化。现在新能源方面中国做得很好,但是市场很大,我觉得我们欧盟和在中国的新能源产能都需要扩充,未来我们更多的需要从中国进口新能源的设备到欧盟,当然中国自身也需要生产更多的新能源基础设施来满足自身的经济和能源转型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中德之间的合作的确很有必要。前面讲到国际贸易,新能源方面的国际贸易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能够一起通过贸易获取更好的设备和技术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谢谢!
 
【郭万达】:谢谢斯蒂芬。还有没有需要发言的?费多丽女士。
 
    【费多丽】:我举手了,谢谢给我这个机会。的确中国和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有合作,包括在太阳能技术方面我们也跟中国合作很多。目前在德国、在欧洲有一个问题,怎么样避免依赖一个市场到依赖另一个市场,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是我观察到这个趋势,就是我们一定要从教训中学习。过去我们是过分的依赖俄罗斯,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能源安全不好的。所以,未来当我们在进行新能源转型的时候也要吸取同样的教训,不光是发展太阳能,如果我们只是进口,我们进口也不应该只是从中国,大家都知道,太阳能、光伏,中国已经占全球市场的主导,但是我们仍然也要谨记过去的教训,就是多样化需求和供应。因为欧盟对新能源的需求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跟中国去合作,而不是单纯的进口。
    另外是储能的装置和储能的技术,虽然我个人并不是技术专家,但是我知道能源转型肯定意味着我们要扩充在能源存储方面的资源,包括氢能、绿氢技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回收,可再生能源回收的问题,比如,第一代风机发电机组,包括第一代太阳能光伏板,是不是要老化了,怎么样回收,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过去太阳能光伏板成为很大的污染源,太阳能光伏发电板的交易是很重要的。但交易不直接意味着中德会合作,因为交易更多的是面向终端市场的销售,所以我所指的合作是在研发方面的,我觉得研发对于我们未来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是更重要的,而不是简单的去进口。所以,在合作方面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空间也很大。
    谢谢!
   
【郭万达】:谢谢费多丽。时间还有一点点,还可以有一位来发言,还有没有特别希望表达你的意见的专家?大家可能觉得时间也到了。那我也不想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时间已经17:22分了,原定我们是17:15分结束。那我们就不再做讨论了。
    我本身不是能源的专家,但是我今天学到很多,我觉得这不像以往的讨论,我以往主持讨论分歧很多。但是我看今天中国的专家、德国的专家,当然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共识更多,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转型,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气候变化,无论是德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要去发展的,这个结论是比较清楚的。当然我们也讨论到怎么去发展,希望更快一点,而且力度要大一点,政策等各个方面,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看法的。同时,大家也提到合作的问题,当然合作也不光只是贸易,还有研发、技术等等,所以合作不只是你进口我的、我卖给你什么,要更着眼于长远。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机制,这个机制是要决策者们明智的站在各自长远合作、共赢利益的角度、长远的战略合作角度去实现它。我是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总结的,我就不多占用更多的时间。
    谢谢9位演讲专家,谢谢你们和我们分享你们的非常有远见的想法。
    今天的线上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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