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对外开放，重视制度性开放与企业合规管理

坚持对外开放，重视制度性开放与企业合规管理
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先生深圳开讲
 
民生频道网12月15日讯 易全报道 《科技日报》原总编辑，现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先生，14日在深圳举办的第13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作人年会之“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分论坛”上，发表了他的题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主题演讲。演讲一如其既往风格，充满了坚持对外开放思想和坚定中国企业走国际化道路的一贯理念。 刘亚东演讲一开始即点明了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他强调新的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当前全球化陷入低潮的背景下，它既给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给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重大机遇。基于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的现实，刘亚东认为“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培育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开拓国际空间的必然要求。”
在谈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时，刘亚东坦言这对于已深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来说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外部压力，他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大行其道，反对某些人主张的对美国和西方世界“以牙还牙”，以及学术上的一些为明清以来闭关锁国政策进行辩护的思潮。他称一些人曲解双循环的发展格局，还有一些人则以中国拥有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为由，声称中国不惜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指出这些极端的情绪和言论，虽可以视作是一部分公众对美国和西方压力的应激反应，但如果听任这种非理性思潮泛滥，“我想必然会加速中国和西方国家脱钩的进程，对中国来说这是十分不利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他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他提及“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偶发事件以及关键人物，往往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他警告一旦闭关锁国的错误思潮得以在社会上蔓延和发酵，并最终形成政治正确的话，将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再次关闭国门的可能。而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将会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毫不夸张地说，一旦这些误国害民的无稽之谈成为了现实，那就将是中华民族被开除球籍之日！”
刘亚东举2016年英国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2022年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等为例，强调这些事件虽都在加速逆全球化进程，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本、技术、人才、市场和原材料等各种资源，“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结果，也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他认为全球化虽然有逆流和反复，但终将是势不可挡。
刘亚东指明了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里的加速流动，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科技和经济联系也会日益紧密，“这是不以一些西方政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强调当代科学和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已经发展到如此一种程度，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每个技术领域都做到最好，任何国家也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创新难题，“中国做不到，德国、日本做不到，美国也做不到。”他更进而指出，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和全世界竞争，“对中国来说，低水平的自给自足不应该成为选项，而样样争第一的想法同样不切实际。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实现有限的目标，力争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点上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并且形成有效的制衡和交换能力。”
刘亚东明确指出，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上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开放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是水平较低的一方无疑获利更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刘亚东说，别人越是想要和中国脱钩，我们就越是不要脱钩，或者努力把这个脱钩的范围、影响和程度减至最小。他认为虽然这样做很难，但再难也得这样做，“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它关乎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刘亚东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GDP是11万亿元人民币，9年以后到2010年，中国的GDP就达到了40万亿元人民币，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去年入世20年时，我国的GDP达到了114万亿元人民币，比刚入世时增加了10倍。
刘亚东还从历史的维度，谈到了他的“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观点。他举例说，14世纪到17世纪的大明王朝将近3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但由于它采取了一系列的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扭转了唐宋以来的外向型发展趋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或者说中华民族逐渐地落伍。而在欧洲的这300年里则经历了文艺复兴，欧洲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开启了欧洲400年的现代化历程。
他又以历时28年，一共进行了7次的郑和下西洋为例，1405的年郑和下西洋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整整87年，那个时候大明王朝在船舶技术、航海技术、航行距离等很多方面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但哥伦布发现新航路以后，在欧洲激起了航海热潮；航海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郑和下西洋则面对了朝廷的海禁。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海禁，禁止中国人到海外经商，同时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开展贸易。永乐年间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开放的只是朝贡贸易，庞大的船队后面却不允许民间海商船只跟随，所以1433年以后，中国的船队就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销声匿迹，逐鹿千里的巨型船只都烂在了自己的海岸线上，中国的航海事业戛然而止，中国与西洋各国家日益建立的联系也为之终止。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关键时期，明朝的海禁制度造成了海洋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缺位。
刘亚东还谈到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推行了将近200年。在西方国家跨入生产力新发展的阶段，清政府之下的中国却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也没有适时学习西方的制度。所以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刘亚东通过比较后指出，要学会从历史的维度来看问题。“我们不能被短期的困难和挫折所左右，更不能因为短期遇到的困难而导致战略误判，更不能让国家的发展偏离正确的航道。”
刘亚东在多侧面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基础上，重点谈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提到的制度性开放。他指2018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刘亚东认为制度性开放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逐步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从完善产业性政策向营造高质量经济发展环境迈进。
刘亚东提及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主要依托于生产、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红利，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形成比较优势，实现了扩大生产、增加消费、让产品以及服务多样化等目标实现。但随着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新阶段，相对零散化和碎片化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度层面的开放创新已是迫在眉睫。他指制度性开放“就是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市场规则，在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刘亚东强调说，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性开放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的一种开放，具有全面、系统和稳定的特征。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制度性开放决定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范围和水平。他指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更多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手段推进开放，让中国的软性基础设施与国际接轨。制度性开放的本质是要构建与高标准国际标准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是营造更加优化的政策环境，稳定外商投资预期，提振外商投资信心，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背后的核心逻辑。制度性开放既是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刘亚东提醒到，2021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已经达到了114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了30%。已有大批的中国企业正在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虽然如此，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很多中国企业都遭遇到了违法违规的处罚案例。这说明了从总体上来讲，中国企业的合规体系建设还很落后，很多中小企业乃至一部分大型企业甚至还不知道有合规管理的概念，而之所以普遍地缺乏合规管理意识，其主要原因在于法治观念淡漠以及法治建设上的薄弱。
刘亚东虽然承认当前通行的国际规则还主要是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客观上也存在着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因素，所以并不宜完全照搬。但尽管如此，也还应该承认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规则是符合全球化大趋势的，也是能够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的。刘亚东建议为此要加快推进试点，积极与之接轨。
从另外一方面说，要求企业的海外经营合规就必然要求企业的国内经营行为合规。刘亚东指国家对于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的要求，也必然会转化为要求企业全方位地，包括国内外经营一体的合规。刘亚东指出，随着中国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不断变化，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已经提到了企业经营的议事日程上。
当然，面对合规建设所需投入的巨额成本，如何让企业从要我合规转变成我要合规，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刘亚东指出，制度性开放，将为中国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出宝贵的契机和强大的动力。